“我的故事，是我们许多人的故事”
我的移民之路始于阿姆斯特丹。二十多年前，年少的我独自奔跑在这座运河交织、光影陆离的城市，努力而青涩。
后来，我完成了学业、进入职场、组建了家庭，却始终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归属感，而祖国的飞速发展也让每次回国的我感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疏离感。身如浮萍，一种寒冷到骨子里的孤独叫“移民”。
七年前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把我苦心经营的薯条店烧成灰烬。我的生活顿时坍塌，如果矜矜业业追求的物质成果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全部湮灭。
那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我可以留住的？那是我多年来第一个长假，也是我第一次拿起数码相机。
一段摄影旅行结束后，我仿佛感受到通过镜头定格那一刻生活的感受和触动，或许是我唯一能留住的。
之后几年，我陆续进入两所荷兰艺术学院系统学习摄影，并开始构思一个从个人经历出发的长期摄影项目：荷兰的一代华人女性移民，在兼顾社会，家庭多重角色的同时，克服重重困难，她们在荷兰社会有没有找到归属感？她们在移民的旅途中，放下了什么，又背负着什么？
为了让群像的呈现更全面，我在学习和工作之余，陆续走访了25位背景各异，来自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代华人女性移民，拍摄并记录下她们在异国重新定义自我身份的过程。
项目中年纪最长的女性在拍摄时已101岁，是早年从事中餐业的老一代移民；年纪最轻的是22岁的酷儿代表，正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现代华人女性的勇敢与多元。
她们中有外交官、科学家、演员，也有清洁工、家暴幸存者、跨性别者…我希望《一席之地》不仅呈现所谓的成功者，而是让每一位独一无二的女性，拥有被看见的权利。
《一席之地》是我在2023年末的毕业专题。因为这个项目，我以全优成绩从全荷语的摄影专业毕业。然而毕业之后，我发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投稿、落选、自掏腰包参展，常常面对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竞争。
一个新手摄影师如果“佛系”，作品很容易被埋没。因为机会不会主动找上你，你需要拼尽所有去争取。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疑惑：推广过程中，还有多少工作和艺术创作有关？我似乎要释放身上所有的“狼性”和“野心”在能在一次次地落选和无视中收拾心情，继续昂头前行。
无数个凌晨，我坐在电脑前不断润色展出文本和策展提案，不断修改图片排列和展览设计。几乎没有余力去社交和咀嚼那些质疑我的声音。这个摄影项目，承载了我全部的信念与热情。
由这个项目制作的限量中英采访录和丝绢照片卷轴现仅余约40册，可在开幕式现场或通过小红书账号：荷兰华人摄影师胡擂擂和Instagram账号：lisahu.photo购买。
“填补空白，未来，让历史有迹可循”
这次展览也来自向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与Pan Asian Collective联合主办的投稿，PAC长期致力于提升亚裔群体的可见度，让亚洲人的文化经验进入公共视野。
展出地点
另外两个入选项目分别聚焦印尼华人和印尼移民故事。我很幸庆自己的“野心”，如果在这样一个活动中缺失我们华人的故事，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
入选后，一开始我只打算完成主办方的基本合作要求（哪怕也已经需要常常忙到凌晨）。但当得知可以调用市档案馆内部研究资源时，我知道：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当我在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在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找到的一张拍摄于1930年的一位中国女性街头被围观的照片，激动得差点落泪。
照片注解写着：“阿姆斯特丹市民尚未习惯陌生的中国面孔。”如今百年已逝，而如今的荷兰人，真的更了解华人女性了吗？我们在此生活了百年，却在文化记忆中几近“隐身”。这让我感到十分沉重。
这次展出也将突破以往的方式，除了结合近几周在阿姆档案馆调研获得的珍贵历史资料，还会结合来自部分项目参与女性提供的艺术品：既能宣扬中华文化，又能拓宽个人叙事。大大提升展览的历史维度和文化厚度。
例如，项目参与者王蕾多次为项目题写的书法标题，艺术家崔逊的原创手绘《蛇年》；在市中心经营华人按摩店的赵素丽阿姨和她的高知荷兰丈夫跨越文化壁垒的爱情故事和华人青少年心理咨询师金凤用自己的专业和文化背景关注阿姆斯特丹亚裔青少年心理健康，帮助华人移民家庭融入社会。她们既是阿姆斯特丹城市建设的参与者也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她们值得拥有自己的名字。
“摄影是表达，也是抵抗”
6月14号开幕当天，《一席之地》长达12米的丝绢摄影卷轴作为导览艺术品将在档案馆大厅铺展。我特别陈述自荐的来自项目中的照片最终被选为活动官方宣传照：“我试图用这张照片打破主流社会对华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展示现代华人女性敢爱、敢恨、敢于表达，敢于做自己的风采。”
挥臂呐喊、向政府施压，是一种反歧视方式；而用艺术建立沟通的桥梁、让更多荷兰人理解，共情我们的经历与贡献，则是另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反抗方式。
《一席之地》的入藏，记录荷兰社会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华人故事，也是一个以25位华人移民女性为代表，用镜头发出的宣言：“我们，也在这里。”
文 胡擂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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