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荷兰的航班上

经过一夜的失眠，我那原本脆弱的植物神经彻底紊乱了。
当清晨的阳光如期地洒入我的房间，我开始象个强迫症患者那样机械地重复最近一直在作的一件事―――清点行李，我努力地专心去做这件事，以使自己不想起其它多余的念头。11点刚过我就被来送我的人裹挟上一辆轿车，带着过度亢奋得已经麻木的心情一路飞驰地冲向首都机场。
我不愿见到前躇后拥地欢送（或者悲送）场面，因而异常坚持地拒绝了想来送我的亲属和朋友，甚至没让我的父母和兄弟来，与我一起来到机场的只有我的女友和一位高中同学。我不太想得通，为何在“911”一周年前后，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选择国际航班出行，这天北京机场国际区已是人山人海，大家象是等着冲进超市抢东西一样推着行李车寸步不让地向出境口挤去。在这样的气氛下，原本预想中用作骟情的场面全没了实现的可能。我随着人流晕晕憧憧地离开了友人的视野，已走出了几十步才想起回头看一眼，那是视觉模糊而又印象深刻的一眼，我看不清人流外友人的表情，只有个轮廓在向我挥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被他们抛弃了。
在check-in柜台前我遇到一位与我一样带了超重行李无法直接登机的中国人，我很快就知道他已在荷兰生活了7年，并持有荷兰护照。我没放过这一找个旅伴的好时机，在我一再的鼓吹下，终于让他相信我比较好交流，大家可在飞机上搭伴聊天。有了这个中国人的帮助我顺利地通过了行李测重、安检和边防，赶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登上南航开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
初中物理学过，当飞机起飞时由于向上的加速度，人会感到一种叫超重的状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失重了。那种忽然间没了着落，失去依靠的陌生感觉令我心神不宁，我开始怀疑自己放弃国内舒适生活，近于偏执地选择出国的理由何在。身边坐着的一位中国女孩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好心地为我讲解如何使用前方座椅上的小电视，其实这种鬼东西我三年前就在外航飞机上玩腻了，新加坡航班上的电视甚至可以用来打电子游戏，可我现在哪有心情欣赏这些。
我开始迫切地想找人聊天，先找到那个与我一起登机的荷兰籍中国人，他叫du peng,跟我年龄相仿，20岁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只读完大二，就在已到荷兰工作的姐姐影响下到荷兰从头学起，那时荷兰英语授课的学校还不普遍，他首先要恶补荷兰语，然后本科、硕士及至现在读博士。Du peng还算健谈，用一种刻意轻描淡写的语调讲他如何一边打工赚学费一边苦学语言，不象现在的很多留学生怀揣大笔的家庭资助，从容地应对荷兰的高物价。我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与他交流，只是尽量配合地引导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完。待我问了一干很初级的问题之后，du peng有些困倦了，我谈兴不减，又折回来找想教我如何看电视的中国女孩聊天。这女孩是去海牙上一所有全额奖学金的硕士课程，课程的题目很怪，叫“woman, media and development”. 我不得以与她从中国的妇女问题谈起，由于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太过生僻，交谈中我数次思维短路，信口胡说。那女孩竟用严肃的口吻问我是否在国内也研究过这个课题，还说如果我转学过来可代我向学校咨询。我没敢告诉她，正如同世界最出色的汉学家常出自欧美一样，对于女性问题其实只有男性才最有发言权。这一结论太有喜剧效果，我不好意思向她明说，只是说这世道女人已领风气之先，因此研究女性问题也就是在研究全人类的问题，顺便再次向她所学专业表示敬意。
如此说说停停，时间竟过得很快。由于神经衰弱，我也无需补充睡眠去调时差，刚待我想睡时，觉得自己的心脏又开始失重，不过这次是真的在失重，因为飞机已开始下降。打开机窗望出去，下面能看到整齐的田园和错落的洋房，还有象蜘蛛脚般纵横的道路。阿姆斯特丹近海，因此有大片的水面在荷兰下午的阳光中泛着白色的光茫，我想起这有些与厦门上空看到的景色相似，难到这就是人们传说中郁金香盛开的国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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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学过，当飞机起飞时由于向上的加速度，人会感到一种叫超重的状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失重了。那种忽然间没了着落，失去依靠的陌生感觉令我心神不宁，我开始怀疑自己放弃国内舒适生活，近于偏执地选择出国的理由何在。

同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