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jinxx 于 2012-6-26 15:13 编辑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倡“节育”引发悍然大波。今年是《新人口论》发表55周年，前20年，《新人口论》被批判违反马列主义，马寅初亦被打成“右派”，后35年，马寅初才得以平反，计划生育也上升为基本国策。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作为“计划生育”国策一面旗帜，一直被国人所尊奉。然而，《新人口论》存在严重缺陷，本专题将试图对此做探讨。
共和国辞典：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2012-02-29 第70 期
.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
1、对形势的估计：若不控制人口，2007年会达到26亿
1953年建国后首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
这些数据引起了马寅初的注意，他怀疑普查结果。1957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介绍其近几年来的研究结果。他认为人口实际增长率已达到30‰，若不控制，50后将达到26亿：
“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同年6月，马寅初将其研究成果《新人口论》作为提案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并于7月5日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2、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
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大，会导致大量的国民收入用于消费，会减少用于扩大生产和再生产的资金比重：
“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我国的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
马寅初还从粮食和农民收入稳定角度考虑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我国人口增加率是30%，食粮增加率几年来是40%——50%，可见食粮增加很快，但是食粮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成为问题的。”
3、控制人口的手段：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
马寅初将其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称作“计划生育”。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1、普遍推行避孕；2、提倡晚婚晚育；3、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马寅初说：
“怎样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普遍推行避孕。人工流产我是不赞成的，一则因为这是杀生；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的夫妇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关于提倡晚婚问题，我希望青年们不要视结婚为完全私人的事，我们正在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难道结婚不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吗？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有人主张生三个。我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我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
所谓“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也就是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与上一代人口数量相等，人口将变成零增长——实际上长期实施，必将成为负增长。
马寅初的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1、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关系没马寅初设计的那么简单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认为放任人口增长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其主要理由有二：1、由于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廉价，人们不愿意改进技术实现机械化，进而无法提高生产率。2、人口过大，会导致大量的国民收入用于消费，会减少用于扩大生产和再生产的资金比重。
这两个理由看似有理，其实有严重缺陷。马寅初单纯强调资金、设备和技术（即物质资本）等对生产率的促进，忽略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按照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的，人能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况且，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是不能持续提高成产效率的。比如，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增加设备反而使效率下降，因为如果劳动力过少，无法操作新增的机器，那么新增机器就会闲置浪费。
在马寅初的语境里，人口而仅仅是“消费负担”，阻碍经济发展的。用一个案例很容易证明马寅初的谬误。二战之后的日本人口增长状况与中国类似：在1946~1949年间，人口出生率一度高33‰~34.3‰，这一数据，与1953年中国人口普查得出的20‰的人口增殖率很接近（马寅初认为是30‰），原因当然也一致，都是战后效应。1950~1955年，日本的人口出生率降低到30‰以下，增殖率则徘徊在11.1‰~17.5‰之间。这几年，也正是日本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日本经济在1956年前后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却并没有出现马寅初所谓的那种“简单”关系。具体数据如下表：
资料来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本的经验》，载《人口研究》第26卷第6期
从图表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负相关”关系。相反，从长期视角来看，人口增长率与经济的增长更近似一种“正相关”关系，与马寅初的论断恰恰背道而驰。
2、如果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中国经济或早已崩溃
笔者引用日本的案例并不是说明人口越多，经济发展就越迅速。经济发展与人口之间关系是复杂的，人力只是经济发展的其中一环，况且经济发展与不仅与人口总数，还与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等密切相关，马寅初只注重人口数量，不注意分析人口年龄结构，显然不合理。一般来说，人口的年龄结构的演变，与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日本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所以没有呈现出马寅初所谓“负相关”，年龄结构的变化恰恰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青壮年劳动力充裕的时期，即便人口增长率很高，日本经济仍然在高速发展；相反，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即便人口出现负增长，其经济仍不可避免陷入低迷状态。
自70年代以来，“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说法家喻户晓。这句名言的要害在于：它认为多出来的这三亿人，对国家发展乃至国民生活的提高，是负担而不是资源，是多出来的，是不必要的。这种认识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如果没有这多出来的三亿人，中国经济早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1959年是马寅初遭受批判最猛烈的一年，1979年是高层领导人说出“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名言的年份。假设这1959年没有批判马寅初，而开始实施其“生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的政策，我们来推演一下其最终的结果（引用数据，未注明者，全部来自《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1、已知：1959年的总人口是6.7207亿；1979年的总人口是9.7542亿。所谓“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就是指这20年里所增长的3亿人。
2、已知：从1959年开始，到1979年，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每对夫妻所生育孩子的数量）分别是：4.303；4.015；3.287；6.023；7.502；6.176；6.076；6.259；5.313；6.448；5.723；5.812；5.442；4.984；4.539；4.170；3.571；3.235；2.844；2.716；2.745。为简便计算，我们取其均值，约为4.82，也就是说，在这20年里，平均每对夫妻生育了4.82个孩子。
3、已知：目前没有1979年0~20岁之间的总人口的数据，但可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倒推，1982年3-23岁的总人口数据是2.38137021亿。考虑到1983年的婴儿死亡率为41.37‰，这个数据应该略少于1979年0~20岁之间的总人口的数据，但总体出入不大。
4、已知：据《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1999年40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的34.5%；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1999年总人口数据为12.5909亿，即40岁以上总人口为：4.3438605亿。
5、计算：马寅初要求每对夫妻只生育两个孩子，实际每对夫妻在1959-1979年间则生育了4.82个孩子，也就是说，有〔(4.82—2)/4.82〕×2.38137021亿=1.393249亿的0-20岁的人口将不会出生，1979年0-20岁的人口只有1亿。也就是说：20年后的1999年，20-40岁的人口数将不会超过1亿（考虑非正常死亡）；40岁以上人口总数，则如上文计算，是4.3438605亿；因为假设1979-1999年期间仍坚持马寅初的“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方针，所以，新出生的0-20岁的人口总数，也不会超过1亿。
也就是说，倘若从1959年开始执行马寅初的“计划生育”，到1999年，中国将只有6亿人口，其中40岁以上人口4亿，20-40岁人口约1亿；20岁以下人口约1亿。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老龄社会！。
3、正是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促进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
正是中国1950和19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在改革开放时代恰逢劳动年龄，进入劳动市场，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不断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虽然我国从1960年开始有计划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很长时期里，我国老年化程度并不严重。例如，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儿童占人口((0-14岁)比例从36. 3%降低到22.9 % ,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3%提高到70.2 %，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从4. 4%上升到7. 0%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日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日红利。”（《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一一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蔡昉，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4、马寅初的理论建构在特殊条件下，今天早已不适用
马寅初获得过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何以这样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会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解读成一种简单的“负相关”关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充分了解马寅初提出其《新人口论》的历史背景。现在很多吹捧马寅初人口理论的学者，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有特殊的前提的。这个特殊前提，就是毛泽东时代所开启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个前提，马寅初在其许多文章、著作中都提到过，譬如：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白：农业产出的多少，决定着中国的工业建设能走多远。为了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农产品，以换取“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的实现，政府在195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推翻”了54宪法关于公民居住、迁徙自由的规定，“城乡二元体制”就此成型。搞“城乡二元体制”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政府须维持住现有的农业产量格局，其基本手段就是努力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防止其因城乡收入差距的诱惑进城而造成抛荒；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手段增加农业产量，按照毛泽东的设计，其基本手段则是引导和组织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两者都需要严防死守城乡差距，控制农民弃地进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正是建构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之下的。（编辑注：关于“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可详见《辞典·迁徙自由》）
马寅初的基本逻辑是：搞计划生育，使农村人口减少，进而消费额度降低，积累额度增加，促进国家工业化加速，进而反馈到农业，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逐步发展所引发的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幅度，恰恰与搞计划生育所引发的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幅度同步。在坚持“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这个逻辑显得相当完美。
但事实上，“城乡二元体制”是维系不下去的，“三年大饥荒”惨痛的事实，就是明证；1980年前后国家仍不得不每年进口粮食1000多万吨，也是“城乡二元体制”不可能通过牺牲农民利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证据——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坚持“城乡二元体制”来完成其工业化的。
前提既然不成立，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显然也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早已没有现实意义了。
国人热衷于造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里充满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气息，但国人就是看不见……
来源：
http://news.qq.com/zt2012/ghgcd/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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