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左啊右啊的，转个老文章讲讲是啥意思

“右派”是在争取民主自由，还是在捍卫对他们有利的社会不平等？

    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时，由于扩大化的原因，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中央开始甄别错划问题，分期分批摘帽；到1964年，多数错划的右派被摘帽了；到1978年4月，除了六个“大右派”之外，其余全部摘帽。

    1978年到1989年，“右派”知识分子利用自1957年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史无前例的大转型中（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个人人生遭遇，成功的把“右派”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塑造成了“民主自由斗士”。恰是在这个阶段，我从上大学到社会工作4年再到研究生，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了这个“民主自由斗士”横空出世的全过程，并成为“民主自由斗士”们的坚决支持者甚至铁杆的信徒。

    那时，我很年轻，还只是一个空白的知识的容器，什么知识都往里装；至于思想，鹦鹉学舌，便沾沾自喜起来，例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是我当时深信不疑的至理名言，还到处寻找支持证据，四处散播。读史读到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血染半个中国的时候，恨自己生也晚矣；看到胡风等人的遭遇，则寝室难安，拍案而起，人间还有正义么？看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是个系列，推出的第一部是《绿化树》，却好像排在系列的第三），是如醉如痴。由此曾萌生过写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来表达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最深刻的人文关怀的念头，还不无得意的庆幸自己成为了后备知识分子。至于伤痕文学，当时不知道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些年轻的求知者们专门炮制的精神鸦片，向我们射来的谋杀灵魂的暗箭，向我们举起的阉割思想的手术刀。

    到1984年，参加天安门35周年国庆游行的时候，我已经是坚决的“小平你好”派。那时，我觉得小平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而又有毛主席所不及的许多地方，例如理解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关怀知识分子，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然而，幼稚的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毛主席和邓小平之间有什么不同。对于官方对毛泽东模棱两可的盖观定论，我基本上是照单全收，而对于坊间关于毛泽东的各种传闻与慢慢发展起来的诋毁，则将信将疑。毛泽东怎么那样对待一个社会最重要最需要的精英--知识分子? 怎么能把“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举着大标语，悲壮的迎来的“德赛两先生”给赶走了呢？看来要让两位先生住在中国，非我们一代末属。“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惹人醉……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 “春光”里最重要的色彩当然是民主和自由。所以在校园乃至许多其他场合只要是谁打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我们也会奉他为英雄，追随他。**，方xx是许多像我这样的人的膜拜者。

    但是，远没有过20年，我们就猛然发现，在中国发生的更多的事情与我们的理想背道而驰。如果说毛泽东1957年“打左灯往左转”，言行一致，那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确是如坊间流传的“打左灯往右转”。民主自由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中国只有了极少数人的声音，这声音是垄断的，排他的，带着剥削阶级的血腥和伪善的，发出这些声音的不是别人，正是我曾经膜拜的主流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与此同时，一方面，社会的主体人群被挤压到“狭小的空间”，失业的事业，下岗的下岗，辍学的辍学，病死的病死，露宿街头的露宿街头，失去土地的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则是极少数人的香车、洋房、美女、飘洋过海、豪赌拉斯维加斯、鏖战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这极少数人是谁？官员，学者，教授，富豪，名流，艺人等等。注意到了吗？我赫然写者“学者，教授”，他们可是知识分子的经典代表，知识分子镀金的名片，他们的前后是谁？官员和富豪。

    在我求知的时代直到今天，“右派”这个词的含义被广泛的错用，这在强国论坛里也有体现。在不少人看来，“右派”就是民主自由派，而“左派”就是独裁专制派。到底“左右”是什么？现在我就做个小结。

    汉吕后篡权，搞吕家天下。周勃起兵推翻诸吕**，军中号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全军一致伸出左臂，吕氏灭，刘氏起。罗马元老院议政，平民代表左坐，贵族代表右坐；法国革命，代表第三等级（平民等级）的激进派为左，代表贵族统治阶级的保守派为右。法国革命影响过俄国。中国自1840年以来，以救国为主题的变革，先有洋务运动，继有变法，师日，后有改制，辛亥革命，但经过这些革命之后，中国没有多大起色，于是开始文化反省，爆发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最高峰。但是，早期运动内部并无左右之分，当中国师俄，马列主义被引入，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抗衡，并被广为接纳的时候，左右两翼开始分野。分野的标准是两个，一是反不反帝，二是信不信奉马列主义。反封建不反帝不信奉马列主义者，就是右翼，代表人物是胡适和梁簌溟；反封建又反帝并坚持马列主义者就是左翼，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后期更多知识分子和进步文人加入到新文化运动行列，如鲁迅。鲁迅反封建也反帝，是革命的同情者，但不是马列主义信奉者，一般也归于左翼，他也实际加入过“左联”（后来种种原因退出）。

    从这个简单的归纳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在政治上，“左”代表的是平民阶级或者代表的是合法的一方（合法性可以通过革命取得，但不能是僭取，就是不能通过篡权取得），“右”代表的是权贵阶级，或者不合法获取权力的一方；到1957年的中国，左右增加了新的内容，“左”代表平民阶级（工农阶级或无产阶级），代表合法政权（共产党革命取得的，为其他民主党接纳认可），代表奉信马列主义；“右”则代表资产阶级和权贵阶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和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代表反对共产党合法政权，代表反对马列主义（这里较为复杂的是，“右”也有来自党内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是那些“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那些人）。

    有了以上的界定，就不难用“左右”的尺度，去衡量1957年以来的所谓“右派”，到底是在争取民主自由，还是在争取他们失去的阶级利益；去测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去解释当前主流知识分子实质在倡导什么、反对什么、为谁说话、为谁办事？从而鉴别出“坚持民主自由的就是右派，坚持专制独裁的就是左派”的看法根本就是“小右”们的无知与无畏。

    自1992年以来，我有机会，到海外公干，后来还被单位派到海外工作生活几年。经过这个阶段，我发现，在真实的西方社会中，“民主自由”只是政治家的游戏，对于老百姓来说，什么也不是，老百姓重视和需要的是国家福利，不是民主自由（当然某些人也可以辩说他们已在自由世界，民主自由当然显得不重要），不少国家的选举是法律强制的，非投不可，否则就有警察登门拜访。美国没有这种强制，所以参加投票的美国的选民就越来越少，大家看过报道的，我就不废话了。至于说，一个国家要强盛崛起，民主制度是首要条件，更是一个弥天大谎，即使按照最近十分轰动的拙劣的历史连环画《大国崛起》（对不起，我只能把它看作拙劣的连环画）给出的资料，虽然美国的崛起是先有民主制度，但无论德国，英国，还是俄罗斯，崛起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靠铁血的国家行为，在短时间里积累国力，然后打败强敌。

    一位从西方**产专制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建立起中国概念的老外，对毛泽东的中国怀有深刻的偏见，对我说，毛泽东的共产专制和法西斯一样。我说，什么样的社会算好的呢。他说，我们国家就很好，免费教育，免费医疗，退休了有养老金，你看，我退休了，天天喝啤酒，很自由。我说，你要的这些，毛泽东的中国，政府全部给了老百姓，而且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还给老百姓免费住房，你的房子是政府的吗？老外十分惊讶，并连连摇头说我欺骗他，质问我，在共产专制下，你可以批评政府吗？我说，政府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为什么要批评政府？你需要批评你的政府吗？老外还不服，说，在共产专制下，可以罢工游行吗？我说，我有合适的工作，合理的薪水，生活的很自由，为什么要罢工和游行？你经常去罢工游行吗？（那老外还是不服，后来和我争论许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这些与本文主题无关，免）。

    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政策是受到社会主义概念的启发，原始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早就彻底破产，不存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政策，是一种倾向弱势和低收入的合理税制安排，是一种强制建立社会成员间经济平等的方法。它甚至可以这样表达出来，一个职位，两个人求。给了A，B就失业。这样A就必须拿出可观比例的收入，作为税收，通过国家福利交给B。如果A反对，或者偷税，国家就会以违反税法的指控，剥夺A的工作，把它交给B。这说白了，就是平均主义。它的经济学原因是，在任何社会里，有效资源，包括就业资源，都无法实际满足全体成员的需求，这造成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实际并不均等，国家必须通过合理的福利政策，就是再分配的方式，保证资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也就是说，负责人的国家政府，不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不会以“竞争导致繁荣”为由，牺牲弱势群体。这与那些牺牲3000万(如果需要，牺牲三亿他们也在所不惜)的中国主流们，是不是形成鲜明的对照？

    “右派”以反对平均主义为借口，拒绝社会主义，对原始资本主义残酷剥夺弱势群体的做法却如同宗教一般的狂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吸收和融合了许多社会主义的理念，为确保弱势群体经济政治权益不受损害，而采取的各项有效措施，包括建立良好的福利制度，完全置之不顾，还以改革的名义剥夺中国老百姓的应得的社会福利。一个社会的稳定，不是稳定在选票民主上，而是稳定在人人平等，稳定在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和保护的基础上。这个基础的取得，在很多时候，需要国家强制。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重大的疑问，“右派”是在试图建立民主自由，还在捍卫对他们有利的社会不平等？

    毛泽东的中国，由于历史包袱太重的原因，经济还不够发达，短暂的20多年不能够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但是社会的走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无论“右派”把它叫做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社会平等成为主体人群，甚至许多的知识分子也认可的主导价值观，并渐渐的进入日常实际经济政治生活。经济是基础，当时的分配制度，就业制度，首先是在经济上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为建立政治平等铺路。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打破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上，毛泽东遭受到了党内党外最顽强的对抗，这个对抗的发起人，当然就是那些失去了统治阶级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政党，许多善良的人成为了他们的牺牲品，而他们却说这些人是毛泽东专制的牺牲品。“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坊间的这句话，我看最适合描述“右派”。

    在现实的社会不平等中，知识分子在较高的一端。即使在所谓知识分子被诬蔑为“臭老九”的时代，情况也不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么简单。这样的情况实际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这里，发言人违背了逻辑学的同一律：他谈的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收入差别，对比的却是科学工作者和商人的收入差异（商人可以简单归入体力劳动者吗？）。在任何一个社会，整体看科学工作者的收入都不如商人，比较出的差异，与脑体收入倒挂无关，与知识分子是否受到重视或迫害无关。在科学家受到重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造原子弹”的收入比得上“卖原子弹”的吗？卖原子弹的和卖茶叶蛋的，都是同一种职业，即商人。既然在资本主义下，商人的收入可以高于科学家，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下，为什么就不可以？（“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所作的对比也是同样性质的）。进一步讲，如果知识分子没有受到重视，科学技术被废除了，那么中国1949年以来，许多的高精尖端的技术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或者是在监狱里，刺刀逼迫下搞出来的？此外，我大学毕业见习期，工资是48元5角，转正后52块，但是，与我同样年龄的工厂学徒工只有18元5角，这里知识分子受到的待遇不如体力劳动吗？而且，知识分子得到社会广泛尊重，可以参加许多特别的活动，建立社会地位，这是工人农民所不能的。这些“软性”的事关更重大的方面怎么能不考虑呢？

    从这类“至理名言”中不难看出，“右派”知识分子其实是自我中心主义，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别人，一方面指控社会主义是平均主义，一方面把社会主义下正当的收入差，歪曲为对知识的不尊重，为他们攫取更多的个人利益、团体制造舆论。毛泽东对于他们这种阴暗的心理早就看穿了。1957年毛泽东就说：这些人只知道两件事，高工资，讨老婆或者讨老公。换句话说，只想吃东西和生孩子。毛泽东还说，“一点钱”，就可以“买了”资产阶级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这真是孙悟空虽然火眼金睛，可是毕竟不如如来佛无边的法力。

    当这位发高论的方xx先生，被美国人的专机从北京接到自由世界之后，他的全部人生哲学也就变得一钱不值了；“右派”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利用民主自由的幌子谋取个人好处的嘴脸就一清二白了。我坦诚地说，在一个已有基本平等的社会里，在有选票民主和无选票的民主之间，我会选择选票民主，我用不用我的选票是我的自由，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非靠强制或者专制的手段，来限制强权阶级或者强势群体的自私自利，不能建立基本的平等的时候，我赞成这样的强制或者专制。毛泽东的专制，就是这样的专制，它实质上是真正的民主（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这里请读者运用一点点辩证法来理解我的话） ，因为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毛泽东所致力的就是在中国社会建立最需要的平等--从经济的平等再到政治的平等。

    在奢谈民主自由之前，“右派”知识分子要问的是，平等意识在自己的心中播种、发芽、生根、成树、成林了吗？若回答“还没有”，还算有一点真诚，若回答“是”，那么请你们出于人道主义，每年三个月，或者每4年中有一年，去工厂、农村、矿山帮助工人农民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这个倡导知识分子会接受吗？我以为不会！倘若强制呢？他们当然就会继续说这是迫害，专制政权万恶不赦。可见，从“反右”开始以来，“右派”的心理和精神，彰显出来的是他们虚伪脆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让他们去农村、工厂、矿山本身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符合真理原则，不符合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原则。既然如此，“右派”到底是在追求民主自由，还是在捍卫对他们有利的社会不平等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顺便说一下，我一直是个“文艺复兴”的赞赏者，但是今天的刘军宁先生，不去关心现实的不平等，而是倡导变了味的所谓“文艺复兴”，完全是哗众取宠，西方“文艺复兴”的首要的核心价值概念之一是平等，主唱西方民主自由的新自由派学者刘军宁先生，你至少能给出具体的建立平等的方法才显得真诚！喊平等的站在上帝面前很容易，做到平等的站到工农大众面前，“右派”知识分子你们有这个勇气吗？当工农大众破衣烂衫站到你们的面前，你们会心平气和，视他们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请他们一同共进五星级香格里拉酒店的晚餐，一同去保利大厦看普西尼的歌剧吗（他们看不懂是他们的事，我需要的是你们平等的勇气）？如果不能，免开“文艺复兴”的尊口，还是为工农做点具体的呐喊吧！

    “右派”不是要争取民主自由，而是要捍卫对他们有利的社会不平等。这是本文要告诉读者的。对于自1957年-1976年的社会转型中，确实遭受了了不公正对待，以致失去家庭，亲人，乃至生命的人，我表示最真诚的敬意，若是亡灵，我祝愿他们上天堂。但是，对于凡是在这个时期利用社会的缺点和别人的善良，而试图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捍卫社会不平等的人，我要说，任何牺牲都是咎由自取，若是亡灵，下地狱去吧！
    右而左2007-02-17

今日荷兰板块的风向要变了吗？大家都对这些很感兴趣嘛。
lz的转贴没有细看，但谈到左右，想起秦晖先生的一篇老文章：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其中有一个章节是：“尺蠖效应”与“天平效应”：两种截然不同的“左右互动”

贴出来大家随便看看

四、“尺蠖效应”与“天平效应”：两种截然不同的“左右互动”

　 　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即宪政民主机制，“自由放任”与“福利国 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 一直“右”着。前者如我国文革时，后者如苏哈托、皮诺切特时代的印尼与智利，两者都会造成积弊。
　　而第三种情况 是：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 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 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 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 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 人要“高效”得多了！我把这称之为“尺蠖”效应：你看那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 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正像俗语所说：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样的“左右之争”有甚么意思呢？我既不认同这样的“左派”，也不认同这样的“右派”。我甚至也不愿意自诩为介于它们两者之间两头讨巧的“中间派”。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是既可以接受“左派”，也可以接受“右派”的：在宪政民主条件 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 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 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 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么“国家干预”也只 是尽福利之责，不至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么“自由放任”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放 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 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 左”还是“右”，而在于是“尺蠖效应”中的左右呢，还是“天平效 应”中的左右？而这两种效应之区别，就在于专制威权，还是宪政民主。今天的中国，左派抱怨公共资产被盗窃，右派批评私有财产受侵犯。其实在一 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人们常说宪政民主国家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在这些国家， 公共财产受到的保护也比我们这里严密得多。福利国家瑞典的公共财力堪称雄厚，自由市场美国的私人财富也很惊人，但无论瑞典还是美国，公私财富的比例也许不 同，但公产私产同样是不可侵犯的。[17]
　　而在专制时代，就像北宋后期那样，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而司马光主张自由放任， 两“党”也是你上我下，轮流得宠了好几个回合。可是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而且弄权无制约，尽管理论上好像双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说 是要“摧制兼并，均济贫乏”，似乎颇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而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 利”，似乎很有“自由主义”丰采。不幸的是实行下来，王党的“国家统制”严厉地束缚 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马党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 得以放手聚敛。王得势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马得势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国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无数 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社会保障。王安石搞不成“ 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而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到后来都加剧了王朝的治理危机，北宋也就 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另一类“左右”又怎么样呢？一位朋友在周游美国与北欧一圈回来后发表见解说：美国的“自由主义”只讲 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忽视了社会平等，不利于保护弱者。而瑞典的“社会主义”只讲社会平等、福利保障，忽视了个人自由，不利于发 挥效率。我们都不能学。听完高论后我对他说：是的，我也同意无论瑞典的福利还是美国的自由我们今天恐怕都还搞不了。不过您说美国的个人自由太过分，那么美 国的社会保障如何？不会也“过分”吧？您说瑞典的社会福利太过分，那么瑞典的个人自由如何？不会也“过 分”吧？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相当发达。那里有联邦财政负担的、覆盖全国统一标准的养老保险，有联邦与州两级财政共同负担的失业保险、 老年援助与儿童援助，还有体现“矫正正义”、具有道德补偿性质的对黑人、印第安人等历史上曾经遭受不公正对待族群和其他弱势群体 的特别帮助。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保障开支通常占到GDP 的13%左右，虽然达不到瑞典式的“从摇篮到坟墓”，但其最低生活保障功能是十分健全的，更不用说他们还有发达的NGO 志愿公益部门来参与社会保障了。
　　同样，除了高额累进税对个人资本积累形成的限制外，瑞典的企业在市场上的自由空间还是受到法治保障的。那 里的老板可能不敢惹工会，但用不着害怕当官的，更不会担心八九十个“公章”与“大盖帽”都来吃你 的“唐僧肉”。而宪政制度下当今瑞典的公民政治自由更是可圈可点，起码不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下。
　　那么我们呢？我们 的公民自由赶不上美国，但是我们的社会保障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吗？我们的福利制度赶不上瑞典，但是我们的公民自由能有瑞典的程度吗？如果美国 的“自由过分”我们学不了，学学它的社会保障如何？如果瑞典的“平等过分”我们学不了，学学它的公民自 由如何？据说美国的社会保障与瑞典的公民自由水平都“太低”，经常出国的您老兄可能已经不稀罕这么“低 调”的社会保障与公民自由了，但是如果您不是只盯着“国际前沿”而是能够多关注我们自己的问题，您可能会发现这 些“低调”的东西对一般老百姓还是非常有用的。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这样“低调”的自由与社会保障对 于我们尚且是奢望，又何谈美国式的高调自由或者瑞典式的高调平等，甚或介于美瑞之间的“中庸”程度的自由平等，乃 至“超越”美瑞之上的更高自由与更高平等？

在推荐两篇秦晖的文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
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

右派的基本概念 ：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F%B3%E6%B4%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