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七夜---我在乞力玛扎罗的日子

本来计划圣诞节和战友去爬乞力马扎罗，可是机票好几个月前就全都预定出去了，唯一能找到的要小1000欧元。这还不算登山的花费，加上我的很多装备都留在了国内，这趟行程花费不菲。于是咬咬牙，放弃了这次绝好机会。

圣诞节一直在期待战友的消息中度过。

28号终于在期待中得来他胜利登顶的喜讯。

下面转引好友的手记。

六天七夜
——我在乞力玛扎罗的日子


井中月


序
乞力玛扎罗峰，海拔5895米，是非洲大陆的最高峰，也是地球上唯一座位于赤道线上的雪峰。除了海明威的名著《乞力玛扎罗的雪》之外，乞力玛扎罗更以其自身的浪漫、神秘和美丽响誉世界。
本文原定名亦为《乞力玛扎罗的雪》，但落笔之刻，深感无法尽述乞力玛扎罗的美给人的震撼，拙文劣字更难望前辈大师之项背，又恐辱没了海先生的大作；汗颜之下，遂引好莱坞俗人哈里森福特的俗片《六天七夜》，以名此俗文。
两位分别在欧洲和北非的朋友原计划同往乞力玛扎罗，但由于工作和时间安排的关系未能同行。在非洲游荡的这一年多，也时常偶遇和我一样背着登山包行走在非洲大地的驴友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或正在准备向非洲大陆的最高点发起冲锋。本文以笔记体的形式记叙了笔者攀登乞力玛扎罗峰六天七夜的感受,献给所有对乞力玛扎罗感兴趣的户外旅行爱好者，既作为游记和攻略供查阅参考，也愿与分享这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零夜
飞机降落在乞力玛扎罗机场的时候，正是夕阳西下，霞光撒满了大地，给一切都染上了一抹红彤彤的颜色。苍茫大地之上，在视线的尽头，乞力玛扎罗的雪峰就象亭亭玉立的少女，几朵祥云裹着她那白里透红的娇羞的脸，让人有一股要马上投入她的怀中的冲动。
12月底是东非平原的雨季，这种红霞披雪山的美景也是难得一见的景观。

乞力玛扎罗山区属于坦桑尼亚的国家公园，禁止任何个人私自进入，所有旅游者包括专业登山运动员都必须由当地的专业导游陪同才允许进入；山里没有任何可以提供食宿的人工建筑；每个登山者要由旅行社提供至少两名“挑山工”负责运送六天所需的所有行李、食物和饮用水。
从山下到乞力玛扎罗顶峰有五条路线，大约都需要六至七天的时间，每条路线沿途亦有不同的景观。其中最多人走的是Marango路线，因为其难度最低，身体条件良好的人一般都可以登顶，通常被称为“可口可乐”路线。稍具一定难度的是Machame路线，要求登山者具备一定的经验和较强的体力和耐力，同时这条也是景色最美的路线。其他几条线多是为专业登山运动员准备，普通旅游者很少选择。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我最后选择了Machame路线。
旅行社把我从机场接到山脚下的酒店，也是Machame线的起点。我和导游及两个挑山工见了面，最后确定了即将一起开始的行程之后，就是要美美的睡上一觉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这样的好觉是不可能有了。
酒店的电影频道照例会在午夜播放香艳刺激的成人电影，但为了明天开始的长征，还是节省些体力为好吧。

一日
第一天在酒店丰盛的早餐中开始了，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后的早餐”吧，吃了比平时多几倍的食物，喝了平时要喝一个星期的饮料，还带走了一个煮蛋、两瓶水和三支香蕉。
由于正好是圣诞节假期，许多欧美的登山爱好者都来到了乞力玛扎罗。九点三十分，地面气温接近30度，Machame 路线的入口前已是人山人海。全副武装的欧美游客们在导游的带领下首先钻进了山，留下黑人挑山工们把客户的登山包装入自己的大编织袋、帆布包或草编的大筐，再装入食品、帐篷、煤气罐和水桶等，有的还有折叠桌椅，由公园管理处对每个挑山工的背负进行称重--按规定每个工人可背负重量不能超过20公斤——黑工的权益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们也以自己的劳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感谢。
从琳琅满目的芭蕉林钻进了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温暖而潮湿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让人有点窒息。崎岖的林中小路蜿蜒上山，一脚踏上去，都会从落叶或泥土间渗出水来。陌生的古树和藤条、蒿草、腐生植物枝叶缠绕着枝叶、躯干交叉着躯干织成一片，根本没有哪株植物是独立存在的，彰显着热带雨林的原始本色。阳光是很难找到空隙直泻下来的，林中呈现出暗黛的颜色，让人略感压抑却也生机盎然。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热带，头一回走进雨林的兴奋更让人忘记了湿热的空气带来的不适，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好们很快成了朋友。我惊奇地发现一对来自维也纳的姐妹竟然穿着“北京大学”的T恤衫，她们曾经在北大交流学习半年；洛山矶的期货交易员Dino和南非的女朋友刚刚游历了东京和香港，因为要赶在圣诞节登上乞力玛扎罗才没有到北京；来自美国的白人小伙子Leon在坦桑尼亚实习其间和当地的黑人姑娘坠入爱河，两人要让乞力玛扎罗的雪峰见证他们的爱情；加拿大的Tomas和未婚妻Carol要在登山后前往安哥拉做国际志愿者。交朋识友的乐趣成了第一天的另一收获。
黑人挑山工们大都比我们晚一个小时进山，但却很快超过了我们。他们或肩扛、或背背，或用黑人独有的负重方式“头顶”着体积和他们的躯干不相上下的麻袋在山路上健步如飞，唱着歌，喊着号子，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超过百人的挑山工大军很快在茂密的丛林里消失不见。他们一般不会太多的英语，只讲当地的斯瓦西里语，但都会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以不同的方式致以热情的问候。见到我的时候，大多数人会用蹩脚的英语喊我"Japanee"，还有的会说“干吧逮”（日语“加油”）或用日语问早上好。面对他们的热情，我总是坚决地纠正，“NO，你好！Chinese.”
雨林里的气温并不很高，也没有想象中的毒虫出没，登山鞋和两截速干裤是比较好的搭配，穿防水透气的冲锋裤也不会感到热。特别是后半段随着海拔的升高，雨林里的湿度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午演变成一场豪雨。直到下午四点，我们在一块丛林高地的开阔地带扎下营地时，雨才停了下来，但天空仍然没有放晴的意思。虽有雨衣护体，仍然湿了裤腿，上身也被汗水完全浸透。这一天五个多小时的行军，步行了十四公里，垂直高度上升了约1000米，气温下降了很多。雨后的山风吹在身上不免打了寒战，手冰得几乎拿不住登山仗。
我们到达营地的时候，挑山工们早已搭好了帐篷，并把我的登山包放在里面等我换衣服了。刚穿好一身干爽的衣服，挑山工就把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就端到了我的面前，帐门口一盆早已准备好的开水也在蒸腾着热气，模糊着我的视线。
晚餐前，导游马克问我吃什么，“鱼，还是肉？”我惊喜地简直说不出话来，深山老林里的晚餐还有的选择！这样的服务比星级酒店也不差呀！
新爆的苞米花做餐前点，四片面包加黄油，一大碗热的浓汤，意大利面条加碎牛肉和沙拉酱构成了第一天的晚餐。我又比往常多吃了好多。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整夜。帐篷虽然防水，但到处都是潮的，摸到哪里都是一手的水。早上把登山包交给挑山工的时候忘记把背包防雨罩套好，以至于背包里的东西被淋湿了好多，睡袋也湿了一片。
第一夜，就在寒冷和潮湿中度过。

二日
天光放亮，就听见“北京大学”的奥地利姐妹在帐外喊着，"beautiful! beautiful!（太美了）"
雨后初晴，天空如洗地蔚蓝，几十顶各色的帐篷如花儿绽放在绿荫之上。乞力玛扎罗冰晶玉洁的雪峰更近了，近得仿佛触手可及；而人们只是静静地凝望，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生怕惊扰了她的宁静。
山里的第一顿早餐有自己调制的咖啡，粗细两种不同的雀巢咖啡粉加伴侣、牛奶、糖、蜂蜜；面包加黄油，几片黄瓜、几片西红柿、几片胡萝卜，热的咸肉，烤肠，就在我强迫自己把所有的美味都吃下去的时候，马克又给我端来了一盘煎蛋，而且是双面的，盘边撒着盐！煎蛋后是切好的芒果（有时候是西瓜）！
做过十年挑山工的马克是不错的黑人小伙子，热情、聪明，因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成为导游；他不用背太重的行李，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我的安全和提供帮助。酒足饭饱之后，马克递给我一包锡纸包装的三明治、鸡蛋和水果做为午餐，就继续上路了。挑山工们依旧殿后，拔营起寨。
海拔超过3000米了。茂密的丛林逐渐被长绿的灌木所代替，湿润的泥土也变成了坚硬的岩石。中午以后，沿着山脊往上走，灌木也越来越低矮，越来越稀疏，我们的身边开始经常飘着大片的白云。我们已经进入云层，环绕乞力玛扎罗的神秘面纱。云中漫步的感觉并没有听起来那般浪漫；远处棉絮一样漂浮的云团到了近前就变成大团的水汽，到进入最厚的云层，就变成连绵不断的小雨；海拔在升高，气压在降低，汗水加雨水又湿透了全身，在雨中爬山变成一种痛苦。
中午的时候，认识了漂亮的法国姑娘，建筑工程师Emily, 由于那部电影，我叫她“天使”。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来自法国的九个人的登山团，还有美国的银行家Rian,伦敦商人的Joseph,他们都很惊讶于我一个中国人，自己来登乞力玛扎罗——他们起初都以为我是美国人。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到过中国，Rian考察过石家庄的房地产，Joseph每年参加广交会，加拿大女孩Carol曾经在东北师大实习并且喜欢北方水饺。做为登山队伍里唯一中国人的使命感让我自豪，虽然又是一天全身湿透的旅程，走起来却格外的轻松。
黑人挑山工们还不停的问候着我这个“日本人”，我用越来越坚决的语气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
晚上宿营的时候，营地管理员到每个帐篷登记姓名。我用中文大喇喇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不经意地一瞥，发现歪歪斜斜的洋名字中间竟然有几个中国字，渡边宏！ 是个日本人！没错，国籍日本，年龄53岁，一个人，没有同伴，和我一样。
第二天的露营地接近4000米高度。从下午就包围我们的浓云一直没有离开，帐篷里的寒冷和潮湿也无法褪去。虽然躺在防潮垫上，潮气像千万条血吸虫侵入我的腰背，噬着我的肌体；睡袋几乎可以挤出水来。后半夜，我被冻醒；我知道，我感冒了，很重。

三日
第三天的早晨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温，不得不把准备登顶的衣服全穿了起来。帐篷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地和雨水冻在一起，如同一块铁板。气温虽然很低，阳光却很明媚，我们已经穿过云层，和雪峰之间视线不再有任何的阻隔。雪峰之下，群山横亘绵延，有层峦却不见叠嶂，有突起却没有奇峰。白雪覆盖的乞力玛扎罗就突兀地矗立着，庄严而神圣。雪峰的反光刺激着每个人的视网膜，却没有人不敢不顶礼膜拜。
借着清晨的阳光，我们用登山杖做成衣架，把所有的湿衣物拿出来晾晒，期望今天会是舒服干爽的一天，没想到这却是所有人最难熬的一天。在海拔4000米的高度往上走，山地的阳光直射，强烈的紫外线仿佛要分裂空气的每一个分子；稀薄的空气使人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能量，浑身浸满汗水；凛冽的山风又会在瞬间吸干人体表面所有的水分，把人象木乃伊一样榨干。人类的躯体象木偶一样任大自然摆布，任其取予。许多人患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或感冒而倒下。导游建议大家不要休息太长的时间，因为很有可能休息过后就再也无法站起来了。
我不能倒下，也不能休息。早上吃了一片康泰克，对外界的反映迟钝了许多，但仍然感到山风侵入肌骨带走刚刚蒸发的每一分汗水的时候那刻骨钻心的痛苦。导游的话是对的，正如“大唐双龙”的“以战养战”的思想，兵士只有在连续的作战中才能得到锻炼，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才能成长。
我们已经完全离开了灌木地带，贴着地表只有一表层的不完整植被和无数不规则的深褐色巨石。在巨石阵中默默地踯躅前行，这一天没有很多人讲话。但是从这天起，几乎所有的登山者和挑山工都知道了我这个东方面孔的小伙子来自北京，是中国人。“天使”Emily的法国登山队和三个讲德语的瑞士人则从这一天开始叫我“北京”或“西努瓦”（法语：中国人）。
到达营地之前我终于见到了另一张东方面孔，日本人渡边宏。我站在路边注视着他向我走来，从我面前经过，向远处走去，没有和我说话，虽然我做出了准备和他打招呼的表示。巧合的是，我们当晚在营地的帐篷竟然是邻居，我的导游马克和渡边宏的导游还是好朋友。晚饭的时候，马克和我的挑山工凑过来，用不熟练的英语饶有兴致地问我，“你，中国人，好象不太喜欢那个日本人，”他们指了指渡边的帐篷，“那个日本人，好象也不喜欢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我第一次听见他们说渡边也不喜欢中国人，忽然想到可能是渡边向他们灌输了什么反华的言论，便决定对这帮黑人兄弟进行一场爱（中）国主义的历史教育，给他们讲述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日本人的暴行，听的黑人兄弟似懂非懂。
这一天我们向顶峰又行进了十几公里，海拔先是上升了几百米，但宿营的时候又下降到了大约4000多米的高度，相当于进行了一天的高海拔适应性训练。这一天所有人都在痛苦中度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长的一天。晚饭过后，我又吃了感冒药，一口气松下来，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了。
那夜仍然很冷，我却睡地很实，大概是药力的作用吧，浑身感觉轻飘飘地，每一个关节都刺骨地痛。

四日
当明媚的晨光洒满乞力玛扎罗的神女峰的时候，山谷中的营地也在黑人挑山工们锅碗瓢盆的交响中苏醒。这天早上的阳光格外温暖，用过早餐的游客们纷纷来到帐外沐浴着阳光，为出发做最后的准备。渡边宏，就在这个时候又一次进入了我的视线。个子不高，头发有点发白，一身浅色的登山服显得有点老旧，他已经收拾停当，正靠在一块大石头上等着导游出发的指示。我，向渡边走过去。
“早上好。”我用日语向他问候。渡边没有一点的惊讶，“早上好。”他用英语回答，“你会讲日语？”“你是日本人。”我用日语说。“哈，”渡边笑了，“是的，我也知道你是中国人。”他继续用英语和我交谈。我也笑了，望着他。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在礼仪性的问好后，陷入了无言的尴尬，而这种情况在我和其他国家的朋友之间从未发生过。
渡边的导游刚好收拾完行李，冲这边招了招手。“对不起，我该出发了，我的导游在叫我呢。”“好，祝你好运。”从始至终，渡边宏都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除了冷漠，还有，其他的什么。
山谷的对面是一面直削的峭壁，几乎光滑而完全笔直，垂直高度在200米以上——我们今天的路就从这里开始！走到近前才发现绝壁之中隐藏着一条小路使我们可以拾级而上，但仍然有至少70度的倾角，中间还有大约20米的垂直高度需要基本的攀岩技巧，使这段路成为六天七夜里最危险的一段。幸好在经验丰富的导游的帮助下我们都顺利完成，但挑山工们的表演却足可以用惊骇世俗来形容。他们大都把20公斤重的巨大包裹顶在头顶，完全靠颈部来掌握平衡，而滕出双手来完成攀登的动作，从20米，到200米，没有一个人失手，也没有一件行李坠下山崖。当我们面红耳赤地坐在山顶喘着粗气的时候，挑山工们噌噌的一个个从山崖下蹿了上来，就又喊着号子，打着哈哈，沿着山脊向更高的海拔奔去。常年的山地生活给了他们特殊的体力和耐力，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一山之隔的肯尼亚能成为世界长跑的王国了。
在绝壁之顶往上走就基本上是向着雪峰脚下行进了，虽然坡度比较缓，但陡然升高的几百米海拔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需要比每天更经常的补充能量，也有更多人不断地停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这一天里我曾经几次超越渡边宏，但都被他赶上。他很少和人讲话，包括他自己的导游；他有两支登山杖，却整整齐齐的插在背包上，没见用过；他总是把两支手插在裤兜里，默默地往前走。每登上一座小山，英国人拍照留念，法国人拥抱接吻，美国人则开始策划圣诞节晚上的彻夜狂欢，而却从来不见渡边有任何的欢呼雀跃，也从不拍照，稍做休息就继续上路，这就是为什么我本来走得比他快却最后总是落在他的后面。
期间我多次和渡边并肩行进，渡边和我说了这么一段话。“1937年，我父亲17岁的时候参加了对华作战，1945年战败回国。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南京事件和731。对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我父亲感到抱歉。但那是上一代的事了，我们不应该为此负责。”我楞了，我不知道渡边听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讲这番话，我只是楞在那里，望着渡边依旧双手插兜，头也不回地径直往前走，步子稳健而坚定。
白大侠说过我们这一代有机会目睹日本第二次蹂躏我们的祖国，对《周易》的解析也说21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将对日开战。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渡边宏，和与他一样的日本人，绝对是值得敬畏的对手。
经过了昨天的适应性训练，今天的路走的比较轻松。大约在晚上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又上升了1000米的高度，把营地扎在了乞力玛扎罗峰的脚下。又是一次夕阳西下，暮色将雪峰和营地笼罩在一起。我们最后一次在最近的距离瞻仰了霞光披雪山的胜境，平安夜就悄悄降临了。

五日
2003年12月25日零点，响彻非洲大地的圣诞钟声也吹响了我们冲锋的号角。我小心地把一面五星红旗绑在登山杖上，全副武装地向顶峰前进。
登顶的路垂直距离不到一千米，下半部为裸露的岩石，上半部为终年积雪，山坡倾角在60度以上。圣诞的夜晚，繁星满天，却完全没有月光。星光之下根本看不到往日银装素裹的雪峰，只有黑漆漆的一片，登山者的灯光排成Z字蜿蜒向上。
我带上只露出眼睛的那种“抢银行”的头套和头灯，兴奋的心情使我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午夜的雪山并未感到寒冷。已经有很多人走在我的前面，我，不知道渡边宏在什么位置，但是我不能落在他的后面。“马克，我们走快点。”我冲导游扬了扬手里的国旗，马克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
一条登山者踩出的小路，人们自觉的排成一排，保持着统一的步调和有节奏的呼吸，缓慢地向上挪动，每步只有一个脚掌的距离。在这样的海拔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体力。没有人讲话，因为那是很困难的事；也没有人抬头看路，只是看着前面人的脚跟，默默地跟着走。
我和马克在超过了十几个人后，我开始感觉有点吃力，心跳急剧地加速，呼吸的频率也由两步一呼一吸改为一步一呼一吸，但我们的速度仍然没有慢下来。“你还好吧？要不要休息一下？”马克问我。“没事，接着走。”我望了望前面仍看不到尽头的灯光，说。实际上，在这么高海拔连续加速的运动已经大大透支了我的体力，我，正处在危险的边缘。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头套的面部已经因为呼吸的关系冻上了一层薄薄的冰茬，气温已经在绝对零度以下。我开始感觉无法控制我心跳的速度，心脏似乎随时要从喉咙里跳出来，全身的毛细血管急剧地收缩，带来悸动地骤冷骤热；氧气，氧气，我需要大量的氧气！摘下头套，使头部完全暴露在空气中，我拼命地大口呼吸。雪山的冷气一下子不经阻挡地涌进我的肺里，顺着血流到全身每个细胞，我全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后背上的汗水唰地一下仿佛结成了冰，眼前一阵发黑！我抱着登山杖，闭着眼睛，呼吸着，呼吸着；好几分钟，冷气仍然在肺部剧烈地交换着，但血液似乎温暖了许多，我重又看见了马克的脸，还有前方闪动的灯光。“你不行了，走太快了，坐下来休息一下吧。”马克已经为我把雨衣铺在了地上。“谢谢你马克，我好了，可以走。”我感激地说，但是我知道我要想登顶，要想不落在日本人后面，要想对得起这面国旗，我就只能在运动中“以战养战”，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样的环境。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所有人的脚步都慢了下来，几乎是以半个脚掌为单位向上挪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雪地，猛烈的山风不断刮起雪霖砸到我的脸上。我不得不把头套重又带上，只下勒到鼻子的高度，留着嘴在外面呼吸。我保持着半步一换气的节奏，基本平稳了心跳和呼吸的频率，虽然没有再加速，但还是趁别人休息的机会超过了许多人.
三个小时过去了,天,仍然布满繁星,路,仍然望不到尽头,只是低着头走.没人知道哪里才是尽头,何时才会天亮;看不见的不仅仅是雪山,还有希望.接近约六千米高的乞力玛扎罗顶峰,山风几乎吹得人站不稳脚步,更是难以呼吸.不知什么时候手指已经冻得麻木,脚尖早已失去了知觉,后背上的“冰”正在使我的体温急剧地降低，困倦如潮水般袭来，脚虽然移动着，大脑却已停滞。忽然，我感到一阵窒息——勒在鼻子上的头套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下来，一圈厚厚的抓绒完全塞在嘴里，在我正需要平均每秒两次的大量呼吸的时候！我一下子清醒，用手猛地去拉堵在嘴里的头套，却无济于事，我带着厚厚的滑雪手套根本抓不起紧勒得头套！我完全无法呼吸，氧气完全停止了交换！我扔掉登山杖，双手拼命地挣扎，想摘下手套；心脏已经象重拳敲打着我的胸膛。窒息！窒息！我在窒息！
马克这时候忽地冲上来，一把扯掉我的头套！新鲜的氧气呼地涌进我的胸腔，我整个人瘫在马克的怀里，大脑一片空白……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当圣诞的曙光在东方破晓的时候，我们终于站在了雪峰之颠，海拔5895米的非洲最高峰，乞力玛扎罗峰！我始终没能超过前面的三个南非登山者，第四个登上了顶峰。
一轮红日跃出了非洲大地，层峦的远山如画般凝固，浩渺的烟波如诗般流淌。晨曦笼罩着雪峰，映得巨大的冰帽晶莹剔透。万仞高峰之上，五星红旗在非洲之颠飘扬。
“James, you made it！” “天使”Emily激动的拥抱了我。“西努瓦！congratulations!”法国人由衷的伸出大拇指。黑人兄弟们则反复说着他们唯一学会的汉语“你好”向我表达着祝贺。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手中的这面五星红旗。
天亮后，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才回到营地，先美美地睡上一个小时，享用了留守的挑山工们准备的早餐，就开始了下山的旅程。

六日
这是一天下山的路。垂直高度四千米的距离是用了四天时间爬上来的，现在要用一天时间下去，也不是那么轻松。这一天我犯了个着装上的错误，就是没有准备一双舒服的轻便鞋。笨重的高强度登山鞋在登顶的路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不适合高强度的下降过程。下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脚几乎已经不能再前进半步，膝盖也再不能忍受任何冲击了。
下午的时候终于又走出了湿热的雨林，我一屁股坐在了山下的草地上,才发现两个小脚趾甲已经完全掉了。周围民居里立刻奔出好几个小黑孩儿，手里拎着可乐雪碧芬达橙汁矿泉水，每瓶一个美金。我拿出十块钱，然后张开十指，聪明的小孩立刻给我搬出十瓶各色清凉的饮料，和早已等候的挑山工们一饮而尽。从那天开始的一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下午都要喝五瓶饮料。
在山下给了每个挑山工二十美金的小费，按照每天十元的标准给了导游马克六十美金，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和救命之恩。国家公园管理处发给我一张乞力玛扎罗登顶的证书，旅行社的小车就把我送回了酒店。
美味的大餐，香甜的红酒，舒服的淋浴，温暖的大床；午夜的电视仍然香艳撩人，但刚下山的各国红男绿女们早已呼声大作，隆声的共震就差震塌乞力玛扎罗山下酒店的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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