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家乡宣传一下)三星辉耀 丝路流长

三星辉耀 丝路流长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之旅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由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广汉市文物局与川师大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州博物馆共同发起，联合川滇20余家文博单位和学术机构共同主办。该展是目前国内以“南方丝绸之路”为展示主线索的最大规模的专题展览。
煌煌中华，历史悠久，文华璀璨，历劫不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唯中华文明垂五千年而绳绳相继，根深叶茂且卓然挺立，花蕊纷披而归源一体，这是因她既具有以礼义之大与服章之美为文化自信的“华夏”底蕴，更因她自肇启以来的文明特质本即具有极大包容性与同化力。春秋千载，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融通涵化外来文化、开放播扬本土文明，吐故纳新、创造出新而绵绵蕃衍。其实现内部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与融合，以及与域外文明进行多元互动的重要纽带是“道路”，——历览前史，中国自古以来对道路的开发与修筑，正是其文化开放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表征。如果说浑灏壮宏的长江与黄河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摇篮，那么，凿空万里的“丝绸之路”则是滋茂中华文化生命、助其自由呼吸的心喉。

“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之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877年正式提出，指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后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孔道的代名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古代中国的四大“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即是将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其中，开通最早、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的交通大动脉则是“南方丝绸之路”。

拂去历史的尘埃，历经千载风雨淘洗的南丝路璀璨多采的文化之光愈显神奇魅力：“南方丝绸之路”系古代以通商贸易为主的多功能文化交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初步开通。它的起点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区之中心——成都平原，自兹发端，其三条主线穿越西南地区绵延逶迤的群山和深邃陡峭的峡谷而远达域外诸方，勾勒出南丝路蜿蜒如龙的雄姿风仪：一条从自川经滇而通往缅甸、印度、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一条自川经滇而通至越南、中南半岛，另一条自川经黔、桂、粤以达南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线路，也是中西方交往史上最早的陆路交通，巴蜀丝绸经此流布至西方，牵起中西方最早的友谊丝带，古代四川、云南与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的多元交流和互动，经由这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而进行，实现了中西方最早的相互了解。南方丝绸之路和数千年来在此留下的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南丝路国内段以成都平原为出发点，向南分为东、西两线。西线为“灵关道”，启程顺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汉源、西昌、攀枝花和云南大姚，西折至大理。东线从成都平原南行经四川乐山、犍为而至宜宾。因秦始皇在此开辟的一段通滇黔的道路仅宽五尺，所以有“五尺道”之称。汉武帝时期又对五尺道加以整修开拓,将此道再向南延伸，经云南大关、昭通、宣威，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东、西两线在大理汇合后，再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跨入域外。

南丝路国外段分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出云南至缅甸八莫，再至印度、巴基斯坦以至西亚，这是一条纵贯亚洲的最古交通线。中路，系水陆相间的交通线，云南步头为其水陆分程的起点，初由陆路自蜀滇间之五尺道至云南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复沿红河下航至越南，此道为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水路。东路系从蜀入滇，出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以出云南东南隅，再经越南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清水河)，可直抵河内。




南方丝绸之路的主道和支线共同织成了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巨大交通网络。“地缘”的连续性为古代西南民族文化的内部交流和其与域外诸文化的互动提供了天然条件，“道路”的通达则使彼此多层面的交流与互动成为现实。自先秦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等异域殊方的商贸物资经由此道以相通有无，巴蜀文化、滇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西亚文化等多种文化区的重要古代文化亦藉兹互通款曲。同时，南丝路作为一条跨地区、跨国家、跨大洲的国际交通线，其所穿越的地区自古即分布着多种民族，诸民族在其间的迁徙、流动以及融合和消长,也在相应历史阶段带动了在国家、地区内部或外部之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交汇、交融。商品贸易、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成为南丝路在千年历史变迁中反复吟唱的主题，谱写下了一曲中西古代交通史与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华章。上下数千年，纵横十万里，南丝路堪称是一部关于中国先秦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及其同域外诸文化多元交流互动的“编年史”。以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蜀身毒道”为代表的南方丝绸之路，发挥过“推动历史车轮的主轴”之巨大作用，它在中西古代交通和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不言自喻。
“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命题，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以至缅印这一地缘相连的广大地区内出土资料包含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而提出并确立的。事实上，早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等文献中，已提及古代巴蜀有经西南边陲以通异邦的道路，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杖，经询问得知这些巴蜀商贸物品就是“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魏略·西戎传》也提到大秦国（古罗马）“有水通益州（四川）”等等，惜皆语焉不详。千百年来，南方丝绸之路遥长万曲的身影便简缩在这些被岁月熏得泛黄的只言片语的横平竖直中，未得到世人足够的重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域内外悠久灿烂的古文化互为呼应的文化呼吸，早已在这条被往复商队踩得深深浅浅的古道上沉淀为一部地下史书，铭记了在古代文献中早已褪色的历史记忆：随着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物的增多，推动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渐成风气，民族学学者并就南方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开展了综合科学考察，形成了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调查报告。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根据其地理位置和线路走向，学术界将这条以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命名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后渐习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先秦至西汉时期分布着由西南各族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包括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滇西青铜文化、滇西北青铜文化、巴蜀与滇之间的邛、笮等青铜文化及夜郎青铜文化等。
雄峻深峭的群山峡谷与奔流咆哮的江河深拥雄关漫道，赋予了南丝路奇险壮丽的地域特点。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一线迢递过百城，途经之地或千峰嵯峨壁立、岩石磊砢，或道径迂回盘折、高峻入云，或溪河纵横、江流滔滔……云水激荡，山川奇峻，南丝路的自然地理环境滋养涵化了生息其间的西南古族的民族文化性格，也造就了南丝路历史文化鲜明的区域特色。而青铜文化、贸易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多种文化在此间的交融与采借，则汇成南方丝绸之路整体历史的沉沉一线和其文明的柔肠百结，交织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经纬。其中，南丝路灿烂百呈的青铜文化不仅是“南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映照中西古代交往的史镜。

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先秦至西汉时期分布着由西南地区各族所创造的青铜文化，包括昆明、滇青铜文化、夜郎青铜文化以及《史记》、《汉书》等记载的位于蜀滇之间的邛、笮青铜文化等。在灵关道上，四川宝兴汉塔山、西昌安宁河谷、盐源老龙头、云南楚雄万家坝、德钦永芝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各逞其美，颇具艺术魅力。尽管历史洗净铅华，昔日灵关道上文化往还的生动景象已不复再现，但灵关道上的青铜器却以其斑驳的外表征示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以其造型和风格默默地述说着西北文化沿此道向西南地区传播的许多信息。五尺道上的青铜文化与灵关道上的青铜文化风格迥异，相映生辉。云南的昭通张滩、曲靖八塔台、昆明羊甫头、呈贡天子庙、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则表现出南丝路上青铜文化的另一种风姿。永昌道是南丝路即将出境的一段，沿途的青铜文化更显露出特殊风貌，散发出别样的异域风采，呼应着历史深处的隐隐驮铃……这些青铜文化的产生、形成年代大多在春秋战国时代，其青铜文化的来源多与位于其北面的巴蜀文化有着深刻关系。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为重心，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则是三星堆；先秦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平原腹心，而三星堆则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拥有首要地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指出：“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是中国西南及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中心。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使人们见证了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化及所体现出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由三星堆青铜文化所深刻揭示出来的古蜀的独特文化模式、文明类型和悠久始源，使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国古代区系文化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近年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南丝路的形成正与古代西南地区的这一“文明高地”——三星堆文明有着密切关系，三星堆文化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近东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表明早在商代，三星堆文明就与亚洲其他文明古国已有了共时性的文化交流。不仅如此，三星堆文明的历时性辐射，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灿烂百呈的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在西南地区民族文化整合融入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时还对东南亚地区一些文化因素的形成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而三星堆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性文化特征与古代西南各族文化的交流、凝聚、传承和创新，恰也充分揭示了南丝路的形成与开发对促进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用至巨。正如李学勤教授最近在“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重要学术报告时指出：在几条丝绸之路中，最值得进一步开发、研究的就是南方丝绸之路，而在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居有关键地位的，一定就是三星堆文化。

本次考察队员

发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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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广汉三星堆——邛崃——芦山
南方丝路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其的起点都是蜀文化的中心成都平原。西道沿川西北和川西南山地蜿蜒南下，经过今四川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所以邛崃的秦汉古道也被称为南方丝路第一站。由于南丝路西路最后经腾冲进入缅甸然后直达印度，而印度又古称“身毒”，所以这条古道以前也被称作“蜀身毒道”。
在很多成都人眼里，邛崃的平乐古镇业已成为成都的后花园。不知经常到这后花园里来享受悠闲生活的人们，是否留意到平乐镇外的骑龙山上，有着一条可上溯到秦汉时期的商贸古道？这条由古蜀国和西南先民们开发的从成都平原出发的商贸古道，早在2300多年前北方丝路尚未开辟之前就已经开通了，所以现在人们也习惯上将它称为“秦汉驿道”。
走在骑龙山沿着山势蜿蜒而行的山脊上，我们看到了时隐时现，但排列整齐的鹅卵石。可不要小看了这些普通的红色鹅卵石，正是它们，一块一块构筑起南丝路，承载了两千多年的南方商贸历史。邛崃市文物局李子军介绍说，骑龙山秦汉古道是1986年邛崃市做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这条古道被埋在泥土中。在清理古道时，又发现了宋代铺设在鹅卵石构成的秦汉古道上的部分红砂石板。这些现在都已凹陷碎裂了石板，也给人们留下了想象古道商贸辉煌的空间。
除了商贸，这条古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也屡屡被用于军事用途，据说，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几次南征，经过的便是此道。
路线：芦山—宝兴
芦山县位于雅安西边，为古“青衣羌国”所在地。樊敏墓阙遗址位于芦山县石马坝青衣江畔，现已被辟为芦山县东汉石刻馆。樊敏为东汉蜀郡属国青衣县（即今芦山县）人，历任青衣羌国国丞、巴郡太守等职，并曾晋为司徒（未就职），位列三公，其墓颇具气势。墓阙遗址现比较完整地保留有墓基、墓碑、半扇汉阙和三只曾站立在墓地神道两旁的石兽，以及几只在芦山县其它地方出土的石兽，其精美的造型让人不难想象出汉代文化的大气。令人兴奋的是，考察队在石兽中发现了一只有翼石兽，这和三星堆出土的带翼青铜蛇等文物在造型观念上可说是一脉相承。据陪同讲解的芦山县博物馆馆长郭凤武介绍，这只发现于芦山县石羊上村的石兽名叫獬豸，为瑞兽之一。在墓葬遗址发现瑞兽比较常见，但发现有翼的神兽，却并不多见，所以它在造型特征上的这种与众不同，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三星堆文明沿南方丝路产生的历时性影响。
有翼神兽:

在随后考察的王晖石棺遗址，考察队又有了更多的惊喜。王晖为东汉人，其石棺制作精致、保留完好，对研究汉代葬制习俗、石刻艺术等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王晖石棺的四周，分别刻有朱雀、青龙、玄武、白虎，但与其它墓葬石刻不同，王晖石棺上的玄武、青龙和白虎都是有翼的。作为一座汉墓，王晖石棺的四灵观念是汉代特有的，但是其给神兽加上羽翼以强化其神性的观念，则是与三星堆文明遥相呼应的。这个发现，也为佐证三星堆文明在南丝路沿道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在芦山县博物馆，郭馆长向科考队展示了多件新近出土的文物，尤其是其中一件青铜跪坐人像，让科考队惊叹不已。
郭馆长展示的青铜跪坐人像

  
路线：芦山—宝兴
芦山县位于雅安西边，为古“青衣羌国”所在地。樊敏墓阙遗址位于芦山县石马坝青衣江畔，现已被辟为芦山县东汉石刻馆。樊敏为东汉蜀郡属国青衣县（即今芦山县）人，历任青衣羌国国丞、巴郡太守等职，并曾晋为司徒（未就职），位列三公，其墓颇具气势。墓阙遗址现比较完整地保留有墓基、墓碑、半扇汉阙和三只曾站立在墓地神道两旁的石兽，以及几只在芦山县其它地方出土的石兽，其精美的造型让人不难想象出汉代文化的大气。令人兴奋的是，考察队在石兽中发现了一只有翼石兽，这和三星堆出土的带翼青铜蛇等文物在造型观念上可说是一脉相承。据陪同讲解的芦山县博物馆馆长郭凤武介绍，这只发现于芦山县石羊上村的石兽名叫獬豸，为瑞兽之一。在墓葬遗址发现瑞兽比较常见，但发现有翼的神兽，却并不多见，所以它在造型特征上的这种与众不同，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三星堆文明沿南方丝路产生的历时性影响。
有翼神兽: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随后考察的王晖石棺遗址，考察队又有了更多的惊喜。王晖为东汉人，其石棺制作精致、保留完好，对研究汉代葬制习俗、石刻艺术等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王晖石棺的四周，分别刻有朱雀、青龙、玄武、白虎，但与其它墓葬石刻不同，王晖石棺上的玄武、青龙和白虎都是有翼的。作为一座汉墓，王晖石棺的四灵观念是汉代特有的，但是其给神兽加上羽翼以强化其神性的观念，则是与三星堆文明遥相呼应的。这个发现，也为佐证三星堆文明在南丝路沿道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在芦山县博物馆，郭馆长向科考队展示了多件新近出土的文物，尤其是其中一件青铜跪坐人像，让科考队惊叹不已。
郭馆长展示的青铜跪坐人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既然来到了古“青衣羌国”旧地，自然不能错过青衣羌的庆坛仪式。庆坛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在形式上类似于汉文化地区的“跳端公”。庆坛一般在春节的正月十五、三月十八（菜花节）和八月十五举行，为了让科考队对的庆坛仪式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当地有关部门特意为科考队组织了一场表演。
表演庆坛仪式的是几位老人，坛师（类似于端公）是一位叫朱培军的82岁老人，他也是目前整个芦山地区惟一的一位坛师。在以前，庆坛仪式只由男人表演，解放后才改为男女混演——这其中也有后继乏人的原因。青衣羌的庆坛分为五谷坛、子孙坛等几类，老人们为科考队表演了五谷坛。完整的庆坛演出程序有九个步骤，分别是开坛、放兵、出土地、请神、出倮倮、童子请仙娘、出二郎、踩九州、收兵札坛，但因为时间关系，坛师带领着表演队只表演了其中的一部分。老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戴着面具，表演得极为投入，让科考队大饱眼福。
表演庆坛仪式的几位老人:

下午四时，科考队离开芦山县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路过的青衣江:

晚上八时到达了宝兴县硗蹟藏乡，在烤全羊的浓香中，尽情感受了藏族锅庄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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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宝兴→雅安→荥经
在崇山峻岭中行驶了近7个小时后，科考队的车队抵达了荥经县城。和芦山县一样，荥经县沿街的建筑墙面上也都以取自汉代石刻的图案装饰着，让人一进城就感受到了秦汉文化的遗韵。
作为南方丝路上的要冲，北接成都平原，东、南、西三面被海拔达三、四千米的牦牛山、瓦屋山和邛崃山环绕的荥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文化。它是我们的人文始祖颛顼帝的诞生地，从周朝开始，就是边境贸易的要地和铜冶基地，并在秦汉时期成为军事要冲和边缴重镇。南丝路上有名的严道古城遗址，就在现荥经城外。严道古城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的秦汉文物，科考队抵达荥经后，便直奔荥经县博物馆，寻找三星堆文明的遗风。
在博物馆的陈列室，一件出土于荥经县同心村的高柄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除了体量大小不同外，这件高柄豆在很多方面都和出土于三星堆的高柄豆有着惊人的一致。
荥经县博物馆高柄豆:

据同行的专家介绍，和荥经的这件高柄豆相比，三星堆的高柄豆柄长约50公分，体量要大很多。但在形式上，二者却几无差别。用于日常生活的陶器最能体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所以这件文物的发现，也再次体现了三星堆文明沿南方丝路产生的历时性影响。
对科考队全体成员来说，今天是相对轻松的一天。虽然在车上颠簸了近七个小时，但下午的考察在五点左右就结束了。从博物馆出来，队员们三三两两走进荥经县城，开始感受古严道的新面貌。
丝路风光——宝兴段


2004年，荥经县何君尊楗阁刻石的发现，为南方丝路的存在找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字记载。11月21日上午，科考队来到了位于荥经县城西14公里的冯家村，考察了多年来一直隐藏在荣河南岸陡峭山壁上的摩崖石刻。
荥经县博物馆副馆长黄强介绍说，何君尊楗阁刻石的发现是十分偶然的。因为古栈道的被弃用，被镌刻在峭壁上的刻石多年来一直不为人知。2004年，因为下游修建水电站抬高了水位，一位游泳者无意间发现了刻石。巧的是这位游泳者正好有一位喜欢书法的教师朋友，当他告诉他的教师朋友他的发现时，那位教师让他说说上面所刻的字。令游泳者异常吃惊的是，他刚刚说了开头几个字，喜欢书法的老师就一口气将接下来的内容全部背诵了出来。原来，何君尊楗阁刻石早在宋代就有了文字记载和拓片流传，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体现书法艺术由篆向隶演变的名帖，喜欢书法的老师正好对此帖内容熟悉，于是马上报告了文物部门。确定南方丝绸之路走向的重要文献就这样被发现了。
刻石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共52字。从刻石的内容，不难看出当初这条栈道在商贸上的重要性。

下午，科考队来到了严道古城遗址。岁月的侵蚀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学大寨运动已经让古城几乎荡然无存，曾经的东城墙变成了基耕道，只在东北的一角留下了一段长约百米的城墙。城墙都用黄泥夯实，虽然历经岁月两千多年的侵蚀，但依旧保留了古城依稀的痕迹。陪同考察的黄馆长介绍说，严道古城由主城和子城两部分构成，东西约800米，南北约900米。这样的规模，在秦汉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城市了，可见其当初的繁华和在边境贸易上的重要性。
残留的严道古城城墙遗址

在古城遗址四周，曾经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尤以巴蜀印章和巴蜀兵器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们为考察巴蜀文化向南的影响留下了证据。黄馆长介绍说，荥经出土的巴蜀印章，不仅形状多样，而且数量比四川其它地方发现的数量总和还大。在考古界，巴蜀印章至今依旧是一个谜团，考古学家曾对巴蜀印章做出过不同的解读，认为它是作为合法经营的凭证或者通关证明。记者问黄馆长他本人对巴蜀印章的解读，黄馆长说，他认为巴蜀印章是一种用于军事联络的密码。因为它们出土时，都是和兵器在一起的。
离开古城遗址，科考队又考察了位于荥经县宝峰乡的汉代邓通铸钱遗址。
对很多科考队员来说，这一天意外的收获是，见证了荥经黑陶这门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工艺完整的制作生产过程。如果不是因为还有接下来二十多天的旅途颠簸，估计很多人都会带上一个黑陶砂锅回家的。
汉源县拍到的出土器物,与三星堆有异曲同工之处
1、    青铜钺
1976年汉源背后山出土

2、   烟荷包钺
1976年汉源背后山出土

3、   高柄豆
  汉源背后山出土

4、  陶双连罐
汉源出土新时期时代（阳刚的想象——形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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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昌出发





云海,也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如此美妙的风景


西昌在欢迎我们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西昌城静候我们的到来

科考队兵分两路，一队去西昌旧城和安宁河，探寻南丝路被岁月掩盖的历史足迹；一队去凉山州博物馆考察文物，寻找古老的三星堆文明和巴蜀文化对南丝路沿道的影响。
因为城市建设等原因，西昌古城现在只剩下了建于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大通门及其子门和边门等少数遗址。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古老的城墙和重檐斗拱的城楼上，繁忙的行人、车辆穿梭于城门间，仿佛再现着南丝路上这座重要城池的辉煌景象。在大通门一侧的边门下，记者经在城门洞内卖草药的当地人的指引，找到了半扇古老的城门。城门已经破旧不堪，但依旧能让人从中看出它昔日的模样。科考队采访了多位从大通门经过的行人，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对西昌在南丝路上的地位大多不清楚。

离开西昌老城后，科考队来到了西昌市西乡乡临河村考察安宁河

安宁河发源于菩萨岗，总长三百多公里，在牦牛山脉和螺髻山脉间一路南行，沿途形成了一连串大小不一的冲积平原，因而自古就是南来北往的上佳通道。作为南丝路上的重要通道，安宁河几千年来既见证了无数往来于南丝路的商家旅客，也见证了无数次民族大迁徙。在临河村，我们看到河右岸新建起了很多两层楼，一位正在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老乡告诉记者，这些楼房都是因修建电站而移民到此的新移民修建的。从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眼下的生活充满了乐观。
去博物馆的队员也有令人兴奋的发现。凉山州博物馆藏有大量出土于凉山州的青铜器和陶器，这些青铜器和陶器形态多样，折射出凉山地区的远古文明在文化上所受到的多种外来影响。
博物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展示陶器

凉山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向CCTV摄制组介绍当地的考古发现

在大量的青铜器中，一件出土于盐源的青铜杖引起了科考队的注意。

从现有的出土文物来看，杖作为一种神权或王权的代表和象征，其使用传统极有可能是从三星堆开始的。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便是一个佐证。盐源出土的这件青铜杖，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时间上比三星堆文明晚很多，科考队推测，它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金杖

下午，全体科考队员参观了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


参观由一位叫杨春的老彝人解说，老人的讲解生动形象，深深地吸引了科考队员。彝族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在介绍彝族文字时，杨春说，三星堆文物上的一些刻画符号，和彝族毕摩经书上的一些文字符号几乎一样。三星堆的刻画符号是否受到了古老彝文的影响呢？科考队对此充满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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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风情——云南泸沽湖

炊烟袅袅，静逸泸沽湖

天青色，泛舟湖心

我们陶醉在朝霞，远山和浅浅的水晕

养鱼人家

风云际会，天光渐露

十一月，幸福的飞鸟

丝路风情——西昌段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


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凉山奴隶博物馆馆藏文物
满饰神秘巴蜀符号的铜带钩

彝族经书

彝族铜锣

清朝官印

西昌出土战国至西汉陶杯

战国至西汉陶杯

战国至西汉陶四耳罐

战国铜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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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西昌→德昌

1975年，由四川大学、四川省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六江考古调查队在对安宁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于安宁河谷及其支流的冲击平原上发现了很多用巨大的石块构筑的墓穴，专家们将其命名为“大石墓”。昨日，探秘三星堆，寻访南丝路”科考队来到德昌，对至今仍留有无数谜团的大石墓进行了考察。
神奇大石墓全景

大石墓是川西南最具特色的古代文化遗产之一，它起源于邛人的大石崇拜，是邛文化的主要代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大石墓广泛地分布于安宁河流域，其中尤以西昌市和德昌县为最。与其它墓穴不同，大石墓是二次葬墓穴，其方式是先将尸体放在墓外，待其腐化风干后再将骨头放进墓穴。考古发现表明，大石墓并不是祭祀的产物，而是氏族的合葬墓地，其规模有大有小，但都是一个氏族一个墓。石墓虽然有大小之分，却无尊贵之别，表明邛人在两千多年前和中原相比，尚处于相对滞后的部落联盟时期。
考古人员对大石墓进行丈量

在凉山州博物馆副馆长唐亮和德昌县文化局刘局长的带领下，科考队首先来到了德昌县麻栗乡大坝村。在一块当地老百姓俗称为“红庙堡”的小土坡上，科考队看见了三座大石墓。石墓用一块块重达几吨的巨石搭建而成，如果不是专家介绍，很难让人将它同墓穴联系在一起。唐亮介绍说，整个安宁河谷共有大石墓232座，全部坐落在安宁河冲击平原的一级台地或一级冲坡上，目前经过考古挖掘的只有40座。由于构筑大石墓的石块并不产于石墓周边地区，所以专家推测它们是来自于螺髻山脉。将重达几吨的巨石从螺髻山运来，对当时还不会使用马匹等交通工具的邛人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大石墓的发掘，居然动用起重机，很难想像古人是怎么完成这么大型的工程的！

为了推算当时邛人修建大石墓所要耗用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凉山州博物馆和德昌县文化局请来当地人对大石墓的盖顶过程进行了模拟。模拟是将一块从大石墓顶部掉落在土坡底部的巨石，用原始的方法重新盖放在石墓上。据测量，巨石重约三吨，需要移动的距离为25米。18个精壮人力耗费了近两个小时，却只将巨石移动了不到半米。由此也不难推算出，两千多年前的邛人修建一座大石墓所要耗费的人力和时间。
我们问陪同介绍的刘局长大石墓内主要是什么，刘局长说，主要是人骨，陪葬品很少，只有数量不多的小型青铜器和陶器，而且其制作工艺也粗糙简单。有科考队队员问，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邛人为什么要修建如此费事的大石墓呢？刘局长说，这也是考古界和社会学界想要解开的一个谜。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出土陶单耳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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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风情——德昌-大石墓

我们到达德昌大石墓密集区的时候，得到了当地村民老蔡的热情接待~这是老蔡的农家小院，一旁就有座小型的大石墓


我们远远的看着席地而坐的大石墓周围的村民，对这未知的世界充满向往

当地还特别请了几位壮汉来配合我们的采访，准备了若干绳索对大石墓来一次试探发掘
用木桩翘和绳索一起用力，虽然原始，但是还比较管用



用木桩翘和绳索一起用力，虽然原始，但是还比较管用

给工作投入的当地村民来张特写

记者在对考古人员进行采访

长枪短炮 阵势不小

石头太大？

大石墓旁长大的李姓小伙子对这些充满灵性的石头也是充满了感情，我们饶有兴致的听他娓娓道来

放心 这次只是对拍摄进行的模拟
其实，这次的发掘只是模拟而已，并未对文物造成破坏，请大家放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