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93年世贸爆炸案主犯辩护 美国女律师被指控

为93年世贸爆炸案主犯辩护 美国女律师被指控
信息时报  

　　在美国，为保证法律的公正，即便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和恐怖分子也要有律师替他辩护。而“9·11”之后，许多辩护律师发现为恐怖分子辩护不仅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而且还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危险。本文中的女律师虽然曾经在1995年到2000年5月为恐怖分子辩护，但直到“9·11”发生后的2002年4月才受到指控。尽管这名女律师主观上有认同和支持恐怖分子的嫌疑，但她的被指控是与“9·11”后美国执法司法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核心人物 她为社会边缘人辩护

　　斯图尔特出生在纽约昆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教师。这位62岁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一生中做了许多为普通人看来大胆的举动：跟黑人情人长达40年同舟共济争取民权；为黑手党党徒、毒贩、杀人犯等社会边缘人提供辩护。

　　上世纪70年代，斯图尔特从法学院毕业后开始从事刑事辩护。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斯图尔特是一名“运动”律师(Movement lawyer牐她的客户几乎都是各种各样主张变革社会的组织，它们还都停留在60年代的变革社会的幻想中，而她不仅是为维护当事人的权利而辩护，同时还宣扬当事人的政治主张。然而随着案子的了结和这些当事人的入狱或死亡，斯图尔特和其他一些所谓“运动”律师已找不到运动可以辩护。于是他们的客户就变成了一些身份可疑的人：贩毒者、杀害警察的人、犯罪团伙和有精神病的杀人犯等。

　　在他们经手的案子中，再也没有真正有关社会变革的东西。被捕前，斯图尔特曾一直充当有名的纽约黑帮线人外号“公牛萨米”的萨尔瓦托雷·格拉瓦诺(是他帮助警方把纽约黑手党教父约翰·戈蒂和36个黑手党党徒送进监狱)的辩护律师，虽然自己以支持恐怖分子的罪名被控告，但她并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她认为这是“必要的错误”。

□引子 司法部长介绍倒霉差事

　　1994年11月某个星期六的上午，美国前总统约翰逊任内的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会见了刑事辩护律师林恩·斯图尔特，目的是为了说服她为一个名叫奥马尔·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被告辩护。拉赫曼是一个盲人，他被控指使恐怖分子阴谋策划在纽约制造爆炸案，目标包括当地的桥梁、隧道和联合国大楼等。其实，拉赫曼就是1993年制造世贸爆炸案的恐怖分子的精神领袖，他以前雇佣的两个左派律师因为代理的其他案件与本案有利益冲突故不能履行辩护职责，拉赫曼又拒绝了法庭为他指定的辩护律师。于是，在离开庭审讯仅一个月前，克拉克找到了林恩·斯图尔特，告诉她只有她才能担当起此大任。克拉克不希望阿拉伯世界因为此案而感到被美国左派朋友欺骗了。

　　斯图尔特则对此感到犹豫不决，因为那时她对极端恐怖组织没有任何了解。斯图尔特的朋友们纷纷劝她不要担接受这个任务，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拉赫曼是一名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反对一切斯图尔特所宣扬的女权、无神论等观点。而斯图尔特考虑的主要不是拉赫曼的政治立场，而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她怎么能准备好去为拉赫曼辩护呢？经过一上午的思想斗争，她最终被克拉克说服接受为拉赫曼辩护。

□陷入泥沼 她喜欢上恐怖分子

　　斯图尔特慢慢地熟悉了她的当事人，她认为拉赫曼是一个勇敢的反抗独裁者和美帝国主义的斗士。由于他的坦诚、他的性格魅力，她开始喜欢上了他。她在法庭上试图说服多数为黑人的陪审团，称被告的经历对曾经争取民权的黑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一直在为他的祖国的受难者而奋斗。为了解放他的人民他用尽一切手段，因为这一切他不为自己的国家所接受”。她甚至引用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故事试图打动她的听众。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陪审团裁定拉赫曼罪名成立。听到这个结果后，她哭了。

　　当时还是1995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案件。今天，重读这一案件卷宗时，长达两万多页的卷宗仿佛就是“9·11”的序幕：来路不明的资金、跟一个叫“基地”的组织和一个名叫本·拉丹的人的关联……

故意违法厄运难逃


　　斯图尔特在案件上诉期间的几年中一直担任拉赫曼的辩护律师，律师费是由拉赫曼的支持者捐赠的一点钱。斯图尔特已经被视为他们的英雄，由于案件牵涉恐怖活动，斯图尔特循例与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保证除非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不得为她的代理人传递信息。这一协议的根据是联邦政府的“特别行政措施令”(SAM)，该法令的目的是防止被审判的恐怖分子继续进行恐怖活动。

　　2000年5月，在斯图尔特与拉赫曼在联邦监狱的一次会见中，拉赫曼向他的阿拉伯语翻译穆罕默德·约西口述了一段宣言，号召埃及境内的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拉赫曼的话经由他的信徒阿布杜尔·斯塔尔传递给其他信徒。但拉赫曼的信徒怀疑这个宣言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斯图尔特律师作为当时拉赫曼口述的见证者，几周后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确认拉赫曼确曾口述过这份宣言，这才解除了他们疑虑。然而，斯图尔特律师的此次新闻发布会却已违反了联邦政府的“特别行政措施令”。

　　斯图尔特以为顶多此后便不能与拉赫曼保持联系了，但她不知道她与拉赫曼在联邦监狱的谈话已经由法庭下令秘密做了录音，录音文稿证明了斯图尔特和拉赫曼以及翻译故意骗过看守让翻译记下了拉赫曼的那段宣言，而看守还以为他们的谈话不过是律师与当事人的一次例行问询。今年年初这些本应保密的资料被公布到网上，给斯图尔特带来了致命一击。

　　2002年4月9日，联邦调查局在她的曼哈顿住所将她逮捕，被控罪名是欺骗政府和帮助恐怖组织。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亲自飞赴纽约指控斯图尔特和另三名恐怖嫌犯。如果罪名成立，斯图尔特当面临40年的有期徒刑。

　　纽约州立大学法学院院长斯蒂芬·吉勒这样描述可能出现的庭审陈词：“辩方将会说美国政府在利用‘9·11’破坏宪法赋予公民历经战争和灭灾的考验而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而控方则会强调他们只关注斯图尔特在‘9·11’之前的所作所为。”

□同行看法 “9·11”给她带来霉运

　　斯图尔特之所以支持拉赫曼，是因为拉赫曼的观点反对帝国主义。这种逻辑跟多数为恐怖分子提供辩护的诉讼律师完全不同，后者的关注点在个人的基本人权。当然，出于违宪的担心，在她作为被告出庭时，她肯定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斯图尔特对拉赫曼一案的投入是有其政治色彩的，正是这种政治本质令她不顾一切以致于触犯了“特别行政措施令”。即便是在她的支持者看来，她不顾自己的利益而无限制地认同当事人的做法也是太鲁莽了。

　　当她对朋友重述当初探监的场景时，有意欺骗狱警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因为她将拉赫曼蹲监说成是虎落平川——一个伟大的人处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无法宣传自己的主张。按照她自己的话，她的决定是一个“必要的错误”，就像需要一段婚外情来结束婚姻一样。

　　著名的刑辩律师迈克尔·泰格说，尽管斯图尔特违反了“特别行政措施令”(SAM)，但她在签署该法令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将来可能带来的麻烦。他认为，斯图尔特在为拉赫曼辩护时的言行，并没有超出一个律师被允许为他的当事人所做的范围，所以应当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纽约几十名律师出席了斯图尔特的传讯。他们对今后律师为名声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辩护时带有的风险感到不寒而栗。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发生“9·11”恐怖袭击，这样的审讯根本不可能发生。阿什克罗夫特不过是找了一个替罪羊而已，而且那则网上泄密的宣誓证言同时也可以证明克拉克也违反了美国联邦政府“特别行政措施令”(SAM)(尽管克拉克对此矢口否认)，然而克拉克却安然无恙。


□业界反应 “9·11”后律师远离恐怖分子

　　在与刑辨律师的谈话中不难发现，他们，尤其是一些被称为“恐怖主义者的律师”的人并不像公共舆论那样倾向于斯图尔特。

　　卡尔·赫尔曼一直努力为内罗毕使馆爆炸案的一名犯罪嫌疑人辩护。为了避免当事人被判死刑，他甚至一直拖延着等当事人能够有一天申请心脏手术，但至今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9·11”中赫尔曼的一个朋友在世贸大楼中丧生。“9·11”之后几周，他去会见当事人时，发现自己实在不能够正视他。过后，他听说这些使馆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听到世贸巨大的爆炸声时曾心照不宣地竖起了拇指。从此赫尔曼发誓不再为恐怖分子辩护。

　　甚至斯图尔特的主辩律师库比在“9·11”之后也在犹豫不决了。他说自己已决定不再为恐怖分子辩护，“这些随时都会毁灭我家人的人显然不值得我去支持他们。”像斯图尔特这样博爱、敬业又投入的律师，有时会不自觉地认同他们当事人的观点。碰巧遇上像拉赫曼这样具有感召力的当事人，这种认同感甚至会演变为一种更强烈的热情。“在多数的案件中我们会认同当事人的决心和勇气。甚至我会想假如我有他们的勇气，我可能也会成为他们这样的人，所以每一次辩护，都是对律师的胆量的考验。”当库比被问及对斯图尔特一案的感受时，他说：“斯图尔特是承担了左派律师的共同过错，历史有时候就是如此无情。它不肯原谅那些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错了方向的人。即使她侥幸不被定罪，她的律师生涯可能也到此为止了。”　（如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