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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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至今，中国留学生约百万之数。从1948年中国第一批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产生至今，中国共有院士1600多名。中国院士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说明：一，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留学运动，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留学国别和留学规模起伏不定；二，留学生是现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促进者；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留学生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多反映在科技领域；四，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的普及，中国的留学教育将最终成为不具有任何特殊性的常规教育，归国留学生并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文/白云涛

　　从晚清至今一百多年间，中国莘莘学子远赴海外，艰苦求学，绵绵延延，共历十代。

　　其中1872—1875年分四批官派120名12—15岁幼童赴美为第一代；1877年选派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海军为第二代；1902年清末“新政”之后约十年间万余学子跨海赴日求学为第三代；1909年至1945年总计数千的“庚款留学生”和“自助学者”赴美求学为第四代；从1915年开始到1920年形成高潮，总计约两千多人（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主）的“留法勤工俭学”者为第五代；从1920年莫斯科东方大学建立到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由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而成）关闭，先后在苏俄学习的总计逾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为第六代；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官派美欧和自费赴美欧，总计数千的留学者为第七代；从1938年至1948年官派和自费赴美欧的万余留学者为第八代；从1950年到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的18000余留学者为第九代；从1978年首批公派留学赴美，随即以各种形式远赴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以美欧日澳为主），至今总计数十万的新时期留学者为第十代⑴。

　　从1948年中国第一批院士——国立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1955年新中国中国科学院第一批172名院士和1994年中国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产生至今，中国历史上共有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中国科学院院士970人⑵，中国工程院院士642人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外籍院士71人⑷　，总计1764人。

　　扣除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所包含的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36人⑸、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者33人⑹、两院外籍院士71人、取消院士资格者1人⑺，实际为1623人。

　　1980年以来，特别是近年推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包含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著名科学家。计有：香港中文大学黄乃正和香港大学孔祥复、苏国辉、张佑启、郑耀宗，他们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任?华（女）、梁智仁、唐叔贤和香港理工大学陈新滋、香港中文大学麦松威、香港科技大学叶玉如（女）于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台湾阳明大学张心?于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0年以前上述三个地区的院士不在本文统计之数和研究之列。

　　中国院士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国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探索留学生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展望新时期留学潮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计量分析

　　1928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时有享誉国内外的顶尖学者百余人。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由30名著名学者组成的评议会，作为院务学术机构。1946年，由重庆迁至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修改组织法，决定实行院士制。随后拟议院士人选。

　　当时入选院士资格有二：一是在专业上有特殊著作、发现或贡献；二是主持学术机构在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

　　经反复筛选，1948年4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诞生。即：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　李书华、叶企孙、　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　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　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　陈桢、童第周、胡先?、　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此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除人文组个别院士外，都曾接受过留学教育。具体情况如下表：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接受留学教育情况一览表。⑻

　　如表中所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77名接受过留学教育，所占院士比例高达95％。而留学院士中又以留学美国者最多，占院士比例高达60.5％，加上欧洲诸国，高达89％。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院士，多为取得令人称羡的博士或硕士（多位博士）学位，且归国后成绩卓著的早期庚款留学生。

　　20世纪初留日潮中的留日学子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早期庚款留学生，但当选院士的比例很低，其主要原因一是留日生大多完成大学学业后便返国工作，很少留在日本继续深造获得较高学位。而留学美欧者，不但在取得大学学位后留在留学国继续深造，取得了博士或硕士的较高学位，不少人还在取得较高学位后，仍然留在留学国，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大多从中领悟到了研究的性质和途径。同时，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许多学科的前沿那时已经集中在美国。再加上当时的美国，已经建立起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现代学术制度。在美欧留学并作过科研工作而归来的学者，大多是现代学术制度培养出来的佼佼者，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这些都是留学美欧者占据院士如此高比例的重要因素。

　　从年龄结构上来讲，40岁以下的共3人，即37岁的陈省身、38岁的徐宝蘅、39岁的华罗庚，都在数理组，且都在数学门。46—60岁者占80％以上，其中51－55岁者占30.9％。数理组和生物组只有1位超过60岁，其他60岁以上院士均集中在人文组中。未曾接受出国留学教育的张元济、柳诒徵、陈垣、顾颉刚四人均为人文组成员\[1\]。这一方面说明，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在中国发轫较晚⑼，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才的科学家往往在年轻的时候便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语言科学，往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所成就。

　　这一届院士是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最高代表。留在新中国工作的院士，特别是自然科学院士，大多成为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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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计量分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为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副院长。此5人皆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随即实行学部制，并于1954年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科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召开，172名自然科学家成为第一批学部委员。1993年10月，国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自1955年至今，中国科学院进行了九次院士推选工作，共推选出970名院士。

　　此970名院士接受留学教育的情况如下表：

中国科学院院士接受留学教育情况统计表⑾


　
　　如表中所示，1955年172名院士，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比例高达92％，其中留学美国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51％。1957年18名院士，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比例也很高，达89％，其中留学美国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50％。加上曾经留学欧洲的院士，两届留学美欧专家均占院士总数的80％左右。其原因和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产生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两届院士的主要成员是1909年到1945年第四代的总计数千的“庚款留学生”和“自助”赴欧美求学者。而第五代“留法勤工俭学”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第六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如曾经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李立三、朱德等，曾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刘少奇、邓小平、任弼时、张闻天、聂荣臻、肖劲光、肖三等。可见，留学对中国科学和政治影响之大。

　　从1958年到1979年，长达22年的时间，中国没有进行院士推选工作。1980年一次推选出中国科学院院士283人，接受过留学教育的院士占院士总数的比例虽有所减少，但仍占70％。留美留欧院士仍占院士总数的64％。这是因为此批院士的主体仍然为第四代“庚款留学生”和“自助”赴欧美求学者，他们和祖国共患难，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值得注意的是，在1955年和1957年两届院士中比例为零的留学苏联者，在1980年届院士中的比例突然上升到4％，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63年间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的第9代留学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友好同盟关系。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很自然地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断了留学教育上的往来。为了工业化建设，从1950年到1963年，新中国向苏联和东欧派出了一万八千余人的第九代留学者。1964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停止对苏派遣留学生。自此至1978年，长达15年时间，新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完全停顿。而在史无前例的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归国留学生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这一时期，是中国留学教育前所未有的低潮时期。反映在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关系上，我们看到，1991年推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留学美国的院士所占比例由1980年的45％急剧下降到9％。以后逐年下降，1993年占5％，1995年占3％。留学英德法日的比例也是如此。而199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留学苏联的院士比例由1980年的4％猛增到10％，1993年达到15％，1995年14％，1997年10％，一直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些院士都是在与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断绝留学教育往来的这段时期，留学苏联和东欧的第九代留学者。　

　　同时，我们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苏联（或在苏联短期工作过）的人员中，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钱其琛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从1978年开始，新时期的留学热潮澎湃而起，至今公派留学生已近60万人，其他各种途径出国求学者不计其数。1978年，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就是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由那时至今的留学潮，学子们先是争相远赴现代科学最发达的美欧日，其中留学美国者为最多，数量虽然很难精确统计，但无人对此持有异议。

　　随后留学地域逐渐扩大，至今遍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专业涵盖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相对而言，仍以留美为主，欧洲诸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次之，留学前苏联、现俄罗斯，以及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者极少。反映在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关系上，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留学美国的比例从1997年的3％开始缓慢上升到7％，2001年留学美国的院士比例继续上升到9％。而留学前苏联的比例1999年下降到7％，2001年继续下降到5％。反映出老的留学苏联的留学者逐渐减少，渐渐消失于中国的科技界，而新的留学美国的留学者逐渐上升，并开始活跃于中国科技界的趋势。